面对事实进行探究，应该承认客观因素是促成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重要原因。这客观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作法。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庭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草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满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满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满清微兵的招数。而这一微就把满清的都城从沈阳搬到北京，吴三桂没有后悔药可吃。设想，如果大顺朝能笼络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故明官僚，局势有可能是另一番景况。李自成非但不以十万大军讨伐吴三桂，而以此军力协助其北防满清。在稳定局势后挥戈统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来裁量，这应在情理之中。或由于北疆吃紧，大顺朝在相当时间内无力南伐，那以李自成与吴三桂以及大量明庭降将如大同总兵姜镶的兵力总和是也足以抵御满清入关。从前明庭如此艰难，系因须对满清、农民军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若情况简单化为大顺对满清，那清骑华北、中原之况将不复见。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生息后，新兴的大顺亦必将统一南华夏。至于统一的大顺是否有力量复故明在关外的疆域，这确有疑问。统一的大顺会不会是弱宋的翻版？会不会导致今日中国之疆域竟在长城以南？钟文秀没有回答李强的任何问题，因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只听见李强笑了笑继续说道：“吴三桂与石达开，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两个人物，一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反面的，这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能跟据他的形为判定他的忠奸，既便如此，也不能说是全对了，抛开研究历史所必须槟弃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在真象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对吴三桂和石达开这样的人物，还是不要盖棺定论，真理与谬误往往就在一线之间，一念之差，足以把人变成鬼或把人变为神，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吴三桂，祖籍高邮，生于辽东，武举出生，袭父职，官至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明末时驻防三海关。在崇祯年间，面对满族的强大压力，吴三桂对于明王朝而言可谓安危系于一身。实际上他在降清之前，也一直兢兢业业，力保北京的北大门不失。他旗下的辽东兵团，是明王朝最精锐的部队，面对比李自成更加凶悍的满洲铁骑，崇祯始终也不敢调动吴三桂的一兵一卒来保卫北京。
吴三桂本人参加过明王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大战——凇山之战，那次战役几乎使明朝的全部精锐丧失殆尽，吴三桂也是在那次大败饶幸脱逃后地位大增的。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吴三桂面临三条路，一是投降李自成，二是降清，三是做明朝的忠烈之士，既不降李，也不降清，打着明朝的旗号继续固守山海关。很显然第三条是一条必死之路，而且除了会给吴留下一个忠臣的名声外，对于驻守山海关的十几万辽东将士将会是一个灾难，对抗清与剿李的大局毫无作用。
吴是行伍出身，他基本不会考虑这条路，假如换成袁崇焕或史可法，也许就会以一种书呆子气甘心做崇祯的殉葬品，吴决不会做如此选择。那么剩下来吴就只有两条路可走，降李或降清，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一个难题。一边是异族鞋子，一边是乱臣贼子，这种两难无疑使他无论选择那一边都注定要留下千古骂名，当然他不是圣人，无法预料他以后北年的历史，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很难判断的。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吴三桂看到了降李之后的某种下场，北京城明朝遗臣的遭遇无疑使他产生了恐惧心理，当一个人无法判定好坏时，个人的利益也就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这应是吴最终选择降清的理由。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
实际上吴三桂的选择是对的，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冷静地看，从吴自身的命运来说，降李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忠诚如李岩尚不能幸免，何况是一个亡明的降将？而从国家的命运来说，李自成真成了正统，不过是继承了明王朝的衣钵，继续抱残守缺，难免不腐化堕落，这在当时是无法和充满活力和野性的满族抗衡的，最多不过推迟清军入关的时间表而已，假如李政权果真抗拒了满清，则更是中华的一大悲哀，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超过一半以上是满清挣来的。
吴三桂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最大的不幸是身为汉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他只能在当时做出他所理解的最好的选择，从他手下将士的反应来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和反抗，也可以证明他的决定的合理性。石达开则是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他是决定太平天国兴衰的关键人物。天京事变时石达开是拥兵二十万的栋梁式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恩怨本来不关他的事，但在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洪秀全感到了韦对他的严重威胁，于是派人招他进天京以清君侧，不料进京后韦反制住他，石达开在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后在一天半夜越墙而去，石达开进天京本是为了平息事端，韦昌挥的做法不能不使他连带对洪秀全也产生了疑虑。
应该说作为最初起事的伙伴，他对洪秀全之流是相当了解的，杀杨秀清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看到了未来的下场，险些命丧天京更让他进一步坚定了这一想法。后来洪秀全很轻易地解决了韦昌辉，说明韦的力量并不大，洪秀全借刀杀人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此时的石达开由于战局的不利，更由于天京事变的影响，恐怕已对太平天国这一政权完全失望，并且已失去洪的信任，作出决定已是迫在眉睫。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洪既然有了杀石之心，他留下来就过不了这一关。此时的石达开面临和吴三桂同样的选择，他也无外三条路。一是降清，二是留下，三是自立门护。
这对石而言同样是难以决策。但显然他不会留下，可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出走。石达开的出走客观上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他带走了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但这决不是天朝失败的决定因素，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看来他的出走并非最佳选择，降清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出走，天朝还可支持几年，这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太平天国十几年，最后灭亡时江南一带几成废墟，六朝古都毁于一旦，石如果降清，将大大缩短这一进程，减少无数的灾难。吴三桂与石达开的悲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在历史课本上，选择理智的人远没有选择感情的人吃得开，历史是有阶段性的，除了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求苟且偷生的懦夫，我们还是少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好。
再谈善恶与吴三桂善的标准之一是真，假如是假的东西，那无论他有多么崇高或多么看上去真实，那他必然是丑的，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是虚假的东西居多，既便是对丑恶的东西也不敢暴露他真实的一面，对于公认的所谓善的东西，就更加讳莫如深，一定要使它变成喜之善者，恶之恶者，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看有很多观点还是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太大，所谓善者自善，恶者自恶，这是中国传统的整吝划一律，这样的传统是否就是喜，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
正因为要槟弃一些形而上学的影响，才有善恶要有一定的转化和与时代挂钩的说法，这个时代有多长，没有一定的f糊。很多事是要靠一定的需要和固有想法来确定的，这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功利和神圣的色彩，这样一来，善恶自明，也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把吴三桂，李陵等人说成是卖国贼，那是站在汉本位立场上的一种看法，确切地说是深受几干年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后形成的愤性思维。另一个问题是何为汉奸？所谓汉奸泛指汉族的败类，现也特指出卖国家利益，投靠外国的人。这就很清楚了，按第一种解释，可以说吴是汉奸，但汉族的败类很多，岂独吴为然？就明时来看，搞得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朱家是不是败类？杀人如麻，腐化堕落的张献忠，李自成之流是不是败类？何以不称其为汉奸？
是了，前者有正统之名，所谓率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朱家自己的天下，我爱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后者有英雄之誉，揭竿而起，敢笑黄巢，农民起义英雄的光环早已挥之不去。原来如此！按后一种解释，吴三桂是汉奸无疑。看似在劫难逃，实则漏洞多多，概念混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国家等于汉族耶？非也，等于中华民族是也，中华民族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也。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汪精卫，陈公博之流是汉奸，因为他们出卖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是在满清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是一个叫明朝的朱某人做主子的小朝廷，自然满清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可他毕竟是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现实，说吴三桂是明奸，朱奸则可，说汉奸就大谬。如说他是汉族的败类，出卖汉族的利益，是为汉奸，那好，朱由桧，李自成之流为何不见称奸？
有一种说法，吴三桂是引满入关的罪魁，没有他就没有满清。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家忘了是谁在松山大败，丧师十三万，朱明就此一撅不震？是谁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是谁啸聚山林，功城掠地内耗不止？又是谁横征暴敛，贪婪无度，以致民怨沸腾？又是谁任人唯亲，畏敌如虎？还是谁克扣军垧，中饱私囊？到底谁应负更大的责任？钟文秀听完李强为吴三桂的辩驳也只是笑了笑，因为对于钟文秀来说，为了这些历史上已经死去的人再辩驳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毕竟不管他是汉奸还是一个英雄，反正都已经是死去的人，再怎么辩驳他都不会跳起来的。
李强在离开这里之前，决定要去一趟扎西多吉老爷子家里，毕竟还有东西要亲自交到扎西多吉的手里面，李强带着钟文秀一起来到扎西多吉家的时候，看见扎西多吉家还是那么的热闹，还是那么多的小孩子跑来跑去，钟文秀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十分的高兴，李强也知道钟文秀心里面想的事情，笑了笑说道：“放心吧！文秀，我们以后也会是这样幸福的”。钟文秀感激的点点头没有说话，正在房间观看新闰的扎西多吉没有发现李强和钟文秀，
还是他的孙子，一眼就看到了钟文秀和李强，马上就笑着跑向李强，边跑边叫道：“李主席叔叔”，扎西多吉这才看到是李强来了，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李强抱起扎西多吉的孙子对着钟文秀笑道：“文秀，你可别小看他啊！在考古上面他可是一个绝对的天才啊！”
扎西多吉的孙子本来就讨人喜欢，看到钟文秀马上就叫道：“姐姐好！”钟文秀听完扎西多吉孙子的话自然开心的笑起来，而李强就只有苦笑着说道：“你小子啊！叫我叔叔，叫她却叫姐姐，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李强的话一说完，钟文秀马上就笑道：“谁叫你一天那么忙，看起来的确比较老啊！”扎西多吉也知道，李强不是那种无聊得每天乱走来打发时间的人，笑了笑赶紧将自己的孙子叫下来才说道：“李主席，不知道你这么早就来我家？”扎西多吉可不敢想象，李强会专门来看自己，毕竟李强的身份不是一般人，就好像一个神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里面，你会相信他是来看你的吗？顶多算是他走错了吧！
李强听完扎西多吉的话，忍不住笑道：“扎西多吉老爷子，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还欢迎我，只不过在你这里吃了一点东西，你不会就不再欢迎我了吧！”听完李强的话，扎西多吉的孙子赶紧叫道：“李主席叔叔，我们一家人都欢迎你，怎么会不欢迎你呢！你没有来的时候，爷爷还一直都在念叨，说是不知道李主席是怎么让那个犯人自己认罪的呢！”
听完扎西多吉孙子的话，全部的人都大笑起来，李强和扎西多吉聊了几句之后，马上就摸出扎西多吉父亲留下来的东西，笑着说道：“扎西多吉老爷子，现在你老爷子不在，要不然我真的要感激他啊！你不知道，这就是十五年前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是靠他，我才会如此轻易的解决十五年前的事情啊！只不过这些东西最好不要随便拿出来，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就将它放在挡案袋里面就可以了吧！”
扎西多吉听完李强的话，马上就笑着说道：“李主席说得对，我等一下就将东西交到文兵的手里面去”。扎西多吉的孙子见李强没有事，马上就笑着说道：“李主席叔叔，我们这一次到杭洲去玩，在龙井那一个地方，得到一本文书，虽然不知道上面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将他交给了当地的博物馆里面”。
李强听完轻声笑道：“不错，懂得从小就要爱护文物”，听完李强的表扬，扎西多吉的孙子也一点都没有开心，反而嘟起小嘴不高兴的说道：“虽然是我们发现的，可是爷爷不让我看，说是里面可能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文书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李主席叔叔，你可以带我去看吗？”
扎西多吉正准备骂自己的孙子太不懂事，就听见李强笑道：“本来李叔叔是可以带你去看的，但是李叔叔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实在是没有时间带你去”，说完李强也看到扎西多吉孙子脸上那明显的失落表情，可是自己也没有办法，钟文秀这才走过来笑道：“不过姐姐可以让你知道，文书上面是什么东西哦”。
扎西多吉的孙子一听，马上就兴奋起来问道：“姐姐，是真的吗？”
李强听完钟文秀的话，转过头笑道：“文秀，你不会是要带他去看，让我一个人回去吧！”李强也知道，钟文秀现在也没有多少的事情，如果钟文秀高兴的话，李强倒是愿意染个扎西多吉的孙子去陪伴一下钟文秀，钟文秀摇了摇头笑道：“你以为只有你有事情，我一天就知道玩啊！我们现在就打杭洲博物馆的电话，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李强听完一笑，马上就说道：“等一下”，说完李强就打了一个电话给黄莺，很快消息就传过来，李强笑了笑对着扎西多吉的孙子笑道：“你们得到的文书其实是一份契约，不过是一份十分普通的契约，价值并不高，不过也算是难得了，现在都知道了吧！有没有高兴一点啊！”
扎西多吉的孙子没有说话，而是歪着头问道：“姐姐，到底什么是契约啊！”钟文秀一听，赶紧笑道：“这个就要问你李叔叔了，他可是一本活字典啊！”
李强听完钟文秀的话，无奈的苦笑一下才缓缓说道：“契约是两人以上相互间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契约法所关心的是实现所约定的义务。通常，契约责任是以自由同意为基础的（契约自由原则）。
双方合意签订具法律效力之契约的法律行为称为契约行为。相关各方共同订立并遵守的条约文书：契约既固，未旬，综果降。特指有关买卖、借贷、委托等事项的文书字据：按原契约履行义务。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于劲，年3月出版了由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防一，哟）第一卷史料编》一书。全书用铜版纸印制，精装，大旧开纺页，装帧十分精美。书中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印刷，每仵之首撰有简约说明文字，便于读者对比理解。这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我国苗族旧时契约文献的汇编。
书中所收苗契，主要是贵洲省锦屏县文斗寨和平螯寨苗族先人们所留下的林业契约。我国贵洲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年轻时即进行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哟年代，他在贵州苗寨收集了劲多份清代苗族的林契，进入田年代以后，杨先生先后有研究苗族契约的论文问世，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日本学习院大学的武内房司先生，连续三次赴锦屏考察，他们一起在苗寨又收集到苗族同胞珍藏了几代人的凹多份林契。这两次的收集成果，组成了现在这本汇编。这些契约绝大多数是杨先生为出此书从当地苗族群众中借出来的，由于得到日方资助，所以该书在日本出版。
这些苗契使用汉字写成，最早的一件订立于乾隆元年“伤年），最晚的一仵订于民国纠年“哟年）。所有契约按性质分为如下几类，每类都按年代顺序排列：a、山林卖契鸦件：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功件：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口仵；0、田契历件：e、分山、分林、能艮合同刃件；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冯件：g、民国卖契刀件。
经过认真收集和精心整理的这些契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文献学意义。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想了想说道：“李主席叔叔，我知道古董和文物的价值就是考察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契约到底有什么用啊？“
李强还真没有想到扎西多吉的孙子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笑了笑说道：“一、它们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献，这些文献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到经济生活中去，并发挥作用。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史学家们的重视，上个世不曲年代，各地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即成风气，徽洲文书以其数量和现模最为有名。
，帜年以后相继有《微州千年契约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史料问世。这些资料都成了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但这些契约主要都是反映汉族的情况。近年台湾学界也注意到契约文书研究的重要性，兴起编辑出版之风。为了研究汉族和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他们已将大量平埔族的古文书整理刊印出来，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帜年出版的《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上下册）等。而我们大陆学者利用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研究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还十分不够，苗契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史料的空白和遗缺，为我国契约文化的研究充实了重要内容。二、苗契具有民族学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现存的大量契约文书，一般都产生在历史上文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多为较先进的汉民族所签订。少数民族由于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区，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离，文化落后，经济发展迟缓，他们留下的契约文书十分罕见。过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和强调了汉族移民在开发西南地区中发挥的作用，而很少有人能站在当地少数民族的立场来说明他们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及与外界的联系，他们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他们在这种变化中扮演的角色。除去一些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外，文字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批苗契对于研究西南土著民族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签订的，却都是在苗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族群众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三、可以对清朝及民国年间贵州锦屏地区苗族的经济生活有新的认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基本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所留契约大都是反映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而有关山林的契约却极少。这一是由于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由于交通等关系，很难成为商品流通：再者人们如需用木材，都以砍伐自然林为主，很少有人工营造树林，大家并不签约，即有签约，林子砍完，成了荒山秃岭，契约也就没用了。林木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不像农田一年一收，这种周期的差异，当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经营和生活方式。
林木生长时间这么长，使人们很难以种植林木为生，我国历史上开荒砍伐山林之情况极为普遍，而较难见到现模性的人工造林，更难见林业上的租佃关系。贵洲清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苗族同胞，靠山吃山，他们一方面要以自然的山林为生，一方面又为了维持、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经营栽培着林木，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买卖租佃关系，自然而然的防止着破坏性的开采，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只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要更有生命力。这些契约对研究清代以至民国期间苗族人民的特殊经济生活，对研究我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的、经济的、林业的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资料。
四、对少数民族契约文献的收集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契约文献可以算少数民族古籍的一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一些使用汉字，无论何种文字签订的契约，都反映了当时当地特定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状况，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现在这些东西已越来越少，一方面由于历史变迁，自然损毁，另外解放后，历经土改、文草，这些契约大都作为封建遗物被付之一炬，所存日见稀少。就笔者所知，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有零星分散的契约档案存在，如维吾尔族、藏族等，都应尽快整理出版，作为重要资料保存，以利研究工作的开展。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李强的话，皱起眉头来考虑起来，不知道是在记这些东西还是在想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钟文秀看到小孩子这个模样，也忍不住娇笑起来，望着李强问道：“小强，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这个小孩子真的可以算是连你都认同的那种天才，而且还是最为复杂无聊和寂寞的考古上面的那种？”
李强点点头，望着钟文秀笑道：“文秀，不是我表扬他，就算是你的考古知识，我想你现在都是不能够和他相比的，要知道他对这方面的接受可不是一般的强啊！就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他在考古这一方面的记忆力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对于其他方面，就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多大的区别，你认为这个天才怎么样？”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忍不住叫道：“还真是想不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怪物，只是我们出来得地方太少，所以才没有发现”，钟文秀说完才觉得说得不对，赶紧笑着对扎西多吉的孙子问道：“你李叔叔说的东西，你都记得了吗？”问完才一脸期待的望着扎西多吉的孙子，其实她还是不相信，有人能够随便记得别人说的话，而且还是一些无聊的东西，而且还是只能够记得这些东西，记不得其他的东西。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钟文秀的话，点点头笑着说道：“如果要我用原来的话说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因为我感觉李叔叔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种自信是我没有的，我只是将他们的意思基本记得，以后如果谁再问我，契约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我想我是不会错的”。钟文秀也知道，扎西多吉的孙子说李强身上那种他没有的东西，正是一个上位者应该有的东西，不过还是笑了笑说道：“你这样都算是了不起了，因为一般人就算将那些东西一字不漏的记得下来，也是半点用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不会运用，而你则是不一样，你会将这些东西灵活的运用起来，姐姐也很佩服你啊！”
李强听完钟文秀的话，忍不住笑道：“文秀，你别一口一个姐姐的好不好，让我这个当叔叔的都不好意思了啊！”说完才对着扎西多吉的孙子笑道“你还是叫她阿姨吧！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叫她了”，说完不光是李强，全部的人都大笑起来，只有钟文秀一个人没有笑，只是恶狠狠的盯着李强。
钟文秀见大家都笑起来，马上就不满的说道：“有你这样教导小孩子的吗？我看起来就是年轻嘛！你自己看起来比我大，还不让别人那样叫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就叫做自私”，说完还假装生气的转过头去不理李强，李强看见后赶紧笑道：“是，是，是，我知道了，以后就让他们叫你姐姐，叫我叔叔好了吧！”
李强的话再次引起大笑的哄堂大笑，扎西多吉这才开口说道：“李主席，其实我觉得我的孙子不应该留在这里继续学习，因为我听他们说，如果我的儿子有这一方面的天分的话，应该提前就开始培养起来，我想把他送到专业的这种学校里面去深造，免得以后会后悔浪费这么多的时间，现在就是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怎么样？”李强听完扎西多吉的话，也开始仔细的考虑起来，毕竟这关系到的是一个未来天才的前途，仔细的想了很久才说道：“扎西多吉老爷子，你这样的话我并不认同，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专业培养这种人才的学校，你将他直接就送出去的话，只能够是拔苗助长，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的来，最好还是给他找一个专业一点的老师，在业余的情况下给他补习一下，毕竟他现在要学的东西，可都是基础啊！”
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也对着扎西多吉点点头说道：“小强说得没有错，就算他以后要走考古专业这一条路，现在的东西都是必须要的基础，不是说他在考古上面有多少的天分，没有这些基础是没有用的，就好像我们学的物理和化学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数学这些基础，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不可能学得好的”。
虽然这些大人此刻都在讨论自己的事情，但是扎西多吉的孙子还是不高兴的说道：“李叔叔，姐姐，爷爷，你们就不要说我的事情了吧好吗？李叔叔马上就走了，我还有一些想要知道的东西，李叔叔，那么我们华夏现在到底还有些什么契约，就是重要一点的，不要像我们得到的那一张那样”。
李强听完笑起来说道：“好吧！现存的汉代契约原仵是在居延发现的，是居延汉简中的一部分。因之我之办居延汉代契约”。居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额济纳旗，西汉时属于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辖区，东汉曾置张掖居延属国。这里在两汉时，一直是重要驻军区，近田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采集或发掘到汉简约有3万余支。已公之于世的，是，叨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掘得的一批，约有一万余支。劳干先生将这批汉简进行分类、考释，编成《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于，鸭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咽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再版。，咆年，又在台湾出修订版。
华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辑这批汉简的图片，一律按原简号顺序，制成图版，并全部释文，编成《居延汉简甲乙编》，于，钠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批汉简有年号的，“起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四年），迄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码，年）”“倘中有十余仵契约。有年号的只有三件。最早的一仵为《西汉本始元年（前乃年）居延陈长子卖官绔券》，最晚的一件为《西汉建昭二年（前歹年）居延欧卖裘券》团。其他无年号的，有卖衣物、布匹契约，有卖田地契约，还有一些廪给凭证。这批契约的数量虽不多，但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契约原仵，距今已有两干多年了。有了这批契约，我们才得知汉代契约的原貌，才有可能利用这秕契约对照文献资料，进行有关的研究。
现存的自魏晋至唐后期的契约，主要发现于新疆地区。此外，在甘肃敦煌也发现有唐代后期的契约。新疆地区出土这类契约的地点很多，我以地名契，可别为海尖契约、吐鲁番契约、龟兹契约、于阉契约等。
海头在罗布泊西岸，孔雀河南岸，为汉代楼兰旧地，魏晋时名海头，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本世纪初，英人斯坦因三次深入新疆、甘肃内地，盗窃文物。其中的文书部分由法人沙畹整理出版。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又据之分类、考释、编成《流沙坠简》一书行世。其中有一些比较完整的廪给凭证，为契约性质。年代最早者为三国魏景元四年（粥年）的遗物，最晚者为西晋建兴十八年（努醉）的遗物。史实是西晋在建国时期，长江流域入进东晋时期。可是此时的今甘肃中西部和新疆一带，为原西晋凉洲剌史张氏世代统治着，史称前凉，继续沿用“建兴”年号至建兴四十九年。建兴十八年为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
吐鲁番地区在汉代为车师前部地。这里的高昌城为汉、魏，晋几个朝代的戊己校尉驻地。公元匆年，凉州统治者张氏在此置高昌郡，治高昌城。其后西凉，北凉因之。公元哟年，柔然灭沮渠氏的北凉残余政权，立阀伯周办高昌王”。此后，张、马、麴诸氏相继在此称王，史称“高吕国”，都以高昌为都城。贞观十四年（闻年），唐灭高弓国，以其地为
西洲，高昌城又为西州都督府驻地：他纪中卟以后，这里又是“西洲回鹊”（即“高昌回鹊”）的王城。由此看来，在干余年间，高吕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遗存很多。近数旧年来，这里屡有古文书出土。，咽一，扔年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高昌古城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附近清理晋——唐墓葬近牺座，发现了大批古文书，这就是为中外学者瞩目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现由唐长孺教授主持整理，已出版至第八册。其中有近劲仵契约，种类丰富，有卖葡萄园、田地、房舍，奴婢、牲畜契约，有租田地、菜园、果树、葡萄园契约（包括习书），有借钱物契约，有雇佣契约，还有遗嘱文书等。少数尚完整，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有的只剩几个宇。
龟兹在今库车县东。汉代为龟兹国，属西域都护。唐为安西都护府和龟兹都督府驻地。于阉在今和田县南，汉代为于阉国，亦属西域都护。唐为于阉镇和毗沙都督府驻地。在这两个地区发现的古文书中，也有一些契约，时间约在唐天宝至贞元（约砌严劝年）之间，多为借贷契约，亦有雇佣契约，
敦煌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汉武帝时为敦煌郡，魏、晋因之，十六国前凉都于此。北魏和隋唐时期，为郡，县治所。在今敦煌县东南鸣沙山有石室，亦称敦煌石窟、莫高窟、干佛洞，约在清光绪二十五六年“矾，叨年），发观石室内有藏书，后为斯坦因和法国学者伯希和等大量盗走，今分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博物馆。旧旧年，清政府把残余部分调运北京，藏在今北京图书馆，解放后建立的敦煌文物研究院（所）等本地文化教育单位，亦收集了一些散于民间的藏书，
石室藏书总数约有3万卷左右。时代上起公朽世纪中叶，下至口世纪末。大部分文书已制成显微胶卷，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又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一书，将敦煌石室藏书按原编号制成图版，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石室藏书中有一部分为契约，我称之为敦煌契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哟年编成《敦煌资料》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就有这部分契约，共团余件，分为买卖、典租、雇佣、借贷和其他契约、文书五个部分。买卖契约有田地、宅舍，车牛，奴婢等契约。在这批契约中，有书年号的，有用干支纪年的。敦煌地区在唐德宗建中二年（汹年）曾为吐蕃所占，至宣宗大中五年（岛侔），又归于唐朝。敦煌契约中用干支纪年的部分，大约是吐蕃占领时期的遗物。最早的一件有年号的契约为《唐宣宗大中五年（蚓年）僧光镜赊买车铜契》国最晚的一件为《宋太宗淳化二年（叨年）韩愿定卖妮子契》，敦煌契约中还有部分契约式样，即所谓“书仪”是为人们书写契约提供格式的，其中有“分家文书”、“放良文书”、“放妻文书”、“遗嘱”等式样。
微洲治今安微歙县。隋唐时，已为一方重镇，名歙州。北宋改称徽州，元代升为徽洲路，社会经济较发展，经商者很多。至明清时，出现了不少商人地主。解放初期，这一地区有许多旧契约流向社会，最多的一批有一万余件，其中南宋和元代的也相当多。由于当时的人对此种文物不甚重视，没有及时收购，致使此批契约长期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可能后来流入北京，分藏于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微州契约中的宋元契约大约尚有四件左右。现在屈指可数的约田来件。其他均为明清和民国契约。南宋和元代契约原件在他处尚无发现，所以微洲的宋元契约就成为契约中的珍品。微洲最早的一件契约为《南宋嘉定八年（口b年）徽州吴拱卖山地契》，最晚的一件为《元至卜十七年“弥年）徽州吴凤郎卖山地契》。其中还有两件契约很值得玩味，一为《宋龙凤五年（b曰年）微洲谢志高卖山地契》，一为宋龙凤十年“勉年）徽州谢公亮退地契》。“宋”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首领韩林儿的国号，“龙凤”是他的年号。起义军首领之一朱元璋奉韩林儿为主，用“龙凤”年号。他的部将胡大海于元至正十七年（宋龙凤三年”致年）攻占徽州部分地区，因之出现了用“龙凤”年号的契约。此外，还有一些“税给”，是由税务部、门给予纳契税户的收据，明清时期，名曰“契尾”，都要粘连在契约之后徽州税给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契尾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