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顿了顿，看着巷子里那些渐渐安静下来的面孔。

“可你们这三个月都干了什么？”

她的话开始收紧了，但不是那种狂风暴雨式的斥责，更像是长辈在灯下跟孩子算账，每一笔都算得明明白白。

“我给你们算一笔账。从去年九月开始，火车被你们挤占了那么多趟。东北的物资 粮食、煤炭、木材运不进来，也运不出去。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边防的战士，有人为了省下一口吃的，把窝窝头留给新兵，自己去啃冻硬的野菜根。

工厂的生产线，因为运不进原料停了一条又一条，你们父母上班的车间，烟囱都不冒烟了。

医院的救护车被堵在火车站外面进不去，有个孩子高烧四十度，他爹抱着他在路口等了足足四十分钟，等送进去，孩子烧成了肺炎，差点没救过来。

你们知道你们在火车站门口喊口号的时候，那个孩子正在急救室里抢救吗？！”

巷子里有人低下了头。

“还有，上个月，两辆去边境的军列晚了整整六个小时，因为铁轨被串联的人堵死了。

六个小时。

那是运武器的车。

你们知不知道，对面就在边境线上看着，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你们说我乱说，我爹就在那里守着，零下三十度，守着。

你们在图新鲜、凑热闹，可战士们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守着空弹夹等了你们一个晚上。

他们没有骂你们，因为军令不允许。

但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觉得自己是为了理想，可你们的理想，差点让边防的战士丢了命！”

她的声音忽然沉下去，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重量。

“你们说委屈，你们的这点委屈，跟谁比？”

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到历史里那些沉甸甸的名字。

“我太爷爷战死，我太叔爷爷突围鬼子的包围圈送信，回家的时候被鬼子打死，太姑奶奶死前十九岁，没有结婚，我们族在1930年，有一千零六十五人，新中国成立，我们族就剩308人。

国破家亡，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的委屈，你们谁受过？”

“再往前数，1919年，你们都在课本里读过。那些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学生，举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旗子冲上街头，北洋政府的兵用警棍打他们，用高压水枪冲他们。他们也只是想为国家好，政府却骂他们是暴徒、疯子。他们委屈吗？比你们更委屈。可他们没放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达成什么。”

“旧社会里，小孩长不大、老了没人养，没饭吃、没衣服穿是常态。那时候没人替他们喊委屈，他们连命都保不住。你们是新中国的人了，有饭吃、有书念、有火车坐，却觉得委屈——你们的委屈，是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奢望。”

她的目光扫过巷子里的每一张脸，继续说下去。

“太远你们不懂，我说近一点，你们很多是工人村的孩子，你们觉得父母不懂你们，你们想过没有他们的委屈。

你们的爹娘，大多数人没读过几年书，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小时候在旧社会，没有这个机会。

国家成立了，他们进工厂，站在机器前面，什么都不会，因为那是外国机器，上面全是俄文、德文、英文。

没有人教他们怎么操作，他们靠自己的眼睛看，靠自己的手摸，用最笨的办法去驯服比自己还高一头的铁疙瘩。

你们今天觉得工厂没什么了不起，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爹娘为了摁住那个手柄、对准那个刻度，付出了什么？

他们受了多少委屈、挨了多少伤、吃了多少亏，才把那些洋机器的脾气摸透。

他们不委屈吗？

他们委屈。可他们没空委屈，因为他们要把生产线跑起来，要让机器转起来，要让你们有饭吃、有书念、有衣服穿——哪怕只是粗布麻衣。”

“你们现在站在这里，觉得自己年轻、有理想、愿意为国家做任何事。你们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站在这里，是因为你们的爹娘替你们扛住了所有的委屈。他们在车间里弯着腰、在田地里晒着太阳、在风雪里扛着麻袋，把委屈一口一口咽下去，才换来你们今天有资格站在这儿喊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