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想着，手机又震了。
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今天第二个陌生号码了。
我接了。
“买书记？”这回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带着点沙哑，像是抽烟抽多了。
“是我。你哪位？”
“我姓常，常军仁。”
我一愣。
常军仁，市委组织部长。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个点，都十一点多了。
“常部长，你好。”
“买书记，这么晚打扰你，不好意思。”他的声音很客气，但客气里带着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有个事想跟你通个气。”
“您说。”
“关于安置房项目的事。我这边收到一些……关于干部作风的反映。具体的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明天上午你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脑子转得飞快。
干部作风的反映？这个节骨眼上？
“行，明天上午几点？”
“九点吧。”
“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
常军仁这个人，我接触不多。他到沪杭新城比我早两年，之前在外省的一个地级市当组织部长，口碑还行，据说比较正派。但“据说”这两个字，在体制内是最不靠谱的。我见过太多“据说”很正派的人，最后都不怎么正派。
但不管怎么说，他主动找上门来，总比躲着不见强。
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了。
该回去了。
我关了电脑，收拾了一下桌面。那个信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带走，锁在抽屉里了。这种东西，带在身上不安全。
出了办公室，走廊的灯又啪一下亮了。我往电梯口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哒，哒，哒，像有人跟着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
只有白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像个站不稳的人。
我笑了一下，按了电梯。
电梯从一楼上来，门开了，里面空荡荡的。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关上。
就在门快要合上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了进来，卡住了门。
我心跳猛地加速了一下。
门重新打开，进来一个人。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夹克，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他看着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买书记？”他先开口了，冲我笑了笑。
“你好。”
“我是韦伯仁，市委办的。之前在常委会上见过您。”
我一听这个名字，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
韦伯仁。市委一秘。解宝华的身边人。
“韦秘书，你好。”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凉，掌心有点湿。
“这么晚还在加班？”他问。
“你不也是。”
他笑了笑，没接话。
电梯到了一楼，我们一起走出来。门厅里很安静，值班的老头趴在桌上打瞌睡，呼噜声一长一短的，像拉风箱。
“买书记，”韦伯仁突然压低了声音，“有个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
他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才开口：“安置房那个事，您悠着点查。”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有点闪烁，不敢跟我对视。
“什么意思？”我问。
“没什么意思。”他搓了搓手，“就是……提醒您一下。有些事，查深了，不好收场。”
“谁让你来跟我说的？”
“没人让我说。是我自己……”他顿了顿，“我自己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
我看着他的表情，心里头大概有了点数。
这个人，不是来威胁我的。他是来……投石问路的。
他在试探我。
如果我听了他的话，缩了，那说明我这个人好拿捏。如果我不听，那他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韦秘书，”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是不让我查的事，我越想查清楚。”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很微妙的变化，不是那种惊慌失措的变，是那种“果然如此”的变。
“那您……小心点。”他说完，快步走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门厅里，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
值班的老头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继续睡了。
我推开门，外面的风小了一些，但还是很凉。我缩了缩脖子，往停车场走。
车是一辆老帕萨特，开了七八年了，发动机声音大得像拖拉机。我发动车的时候，收音机自动打开了，里面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唱的是什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我关了收音机。
不是因为不好听，是因为听了心里头发酸。
我开车出了大院，沿着江边那条路往回走。这条路我走了快三个月了，闭着眼都能开。但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对劲。
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