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些东西。”常军仁说着，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没有封口，但被他用手掌按着，没有马上推过来。

“什么东西？”

“解宝华近五年经手的重大项目的干部考察记录。”常军仁的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敲了两下，“不是正式档案，正式档案里看不出来问题。这是我私下整理的，每一个项目里，哪些人被提拔了，哪些人被调走了，哪些人出了事又莫名其妙被压下来了。五年来，涉及解宝华的举报信一共有七封，全部石沉大海。我把这些信的复印件也放进去了。”

买家峻伸手去拿信封，常军仁的手却没有松开。

“你听我说完。”常军仁盯着买家峻的眼睛，那目光像是要从他瞳孔里看进去，一直看到他心里去，“这些东西给你，我冒的风险不是丢掉乌纱帽的问题。解宝华背后的人脉，牵扯到省里，甚至更高。你拿了这些东西，你冒的风险也不是挨一顿骂就能过去的——上次那个车祸，你还记得吧？”

买家峻当然记得。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越野车，从对向车道突然冲过来，撞断了隔离栏，直直地朝他的车撞过来。如果不是司机反应快，猛打方向盘冲上了路边的绿化带，他现在可能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或者更糟，躺在太平间里。

事后交警说，那辆车是套牌的，肇事司机弃车逃逸，至今没有找到。调查组的报告上写着“交通肇事逃逸”，四个字轻飘飘的，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散。但买家峻知道那不是交通肇事，那是一次警告，一次用钢铁和速度写成的威胁信。

“我记得。”买家峻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记得，所以更要查。老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一次退让了，下一次他们会不会更嚣张？如果查了一个贪官就要被撞一次，那以后谁还敢查？”

常军仁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缓缓松开了按在信封上的手。

“你跟你父亲真像。”他说。

买家峻愣了一下。很少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父亲。老头子退休快十年了，在老家的小县城里种花养鸟，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跟几个老伙计下棋，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常军仁认识他父亲——三十年前，老头子也在纪委干过，办过一个当时轰动全省的大案，把一个副市长送进了监狱。那件案子结束后，老头子被调到了一个闲职，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退休都没有再被重用。

“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买家峻说。

“他不会说的。”常军仁把信封推了过来，“有些事情，做父亲的是不会跟儿子说的。但儿子长大了，总会走上同样的路。”

买家峻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打开。他把它放在面前，手掌按在上面，感受着牛皮纸粗糙的质感。这个信封很轻，但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像是装着一块石头。不，不是石头——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某扇门的钥匙，门后面可能是真相，也可能是更深的深渊。

“还有一件事。”常军仁站起身，走到门口，手已经搭在门把手上了，又回过头来，“韦伯仁这两天不太对劲。他请了三天病假，说是感冒，但我让人去他家里看过，没人。他老婆说他在医院打点滴，可市里几家医院都没有他的挂号记录。”

买家峻眉头一皱。

“他最后一次跟我联系是四天前。”常军仁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很慌张，说他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说想找个时间跟我当面谈。我当时正在省里开会，约了第二天，结果第二天他的电话就关机了。”

“你找过他吗？”

“找了，找不到。”常军仁的手攥紧了门把手，指关节发白，“买书记，韦伯仁这个人，毛病很多——胆子小，立场不坚定，见风使舵。但他不是坏人。他顶多是个想自保的聪明人，可惜太聪明了，聪明到忘了自己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门开了，又关上。常军仁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电梯间那边。

买家峻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他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一页一页地翻看。常军仁的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用尺子量过似的。每一行记录都标注了时间、地点、涉及人员，甚至连当时的天气都记了下来——这老头做事，严谨得让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