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南京，寒风瑟瑟。

蒋校长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刚出炉的《陆军编遣条例》正式文本，右边是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发来的战报。

十一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刚闭幕，十二月是政策落地的第一个整月。

蒋校长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完成了党政军大权的彻底把控，行政院核心部门全部换上了他的心腹。

1929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相继爆发彻底破产，全国军队规模反而因内战膨胀至200万人以上，军费占财政收入超80%。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全国陆军案》，正式撤销原“国军编遣委员会”，所有整编事宜交由军政部直接办理，12月配套颁行《陆军编遣条例》及编制表，标志战后编遣正式启动。

他本人则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一边统筹中央政务，一边部署南线，南京的日常事务交由行政院核心幕僚代行。

但权力的滋味并不全是甜的。

立法院长胡汉珉公开反对“制定训政约法”，坚持以孙先生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认定约法是蒋校长集权的工具。

十二月双方通过立法程序、报刊舆论暗中角力，立法院多次驳回行政院的相关提案，党统与法统的矛盾日趋公开化。

蒋校长在日记里把胡汉珉骂了好几个晚上，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地请他来喝茶、开会。

与此同时，华北西南各派系代表陆续抵京输诚。

张少帅派王树翰常驻南京磋商华北善后细则，桂系粤系也通电服从中央，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南京仅能实现名义上的法系统一，各省军政财税仍由地方派系自主掌控。

国民会议筹备处也在本月正式挂牌，着手推进各地代表选举，试图通过国民会议强化统治合法性，把蒋校长的领袖地位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

军事方面更是千头万绪。

十二月的南京同时推进着“战后整编”与“南下剿*”两件大事。

陆军编遣条例正式公布，核心逻辑简单粗暴，压缩杂牌军规模，充实中央嫡系。

全国步兵师统一划分为甲乙丙三种编制：甲种师辖三旅六团配属炮兵营，满编一万一千人，优先配给中央嫡系；乙种师辖两旅四团配属炮兵连，额定八千人，多分配给服从中央的次等杂牌部队；丙种师辖两旅四团无直属炮兵，额定六千人，专门用来安置战败缩编的地方军阀部队。

特种兵逐步收归中央直辖，地方部队不得保留独立特种兵编制。

所有师级以上军官任免须经军政部批准，地方派系不得自行委任，军饷由财政部统一拨发，禁止各地截留财税充作军费。

计划用一到两年时间，将全国陆军步兵缩编至六十个师以内，加上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总兵额控制在八十万人左右，军费压缩至全国财政收入的四成以下。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目标仅针对非嫡系部队。

中央军在整编过程中通过收编倒戈部队，实际规模持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