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初入中枢，便向武宗进献治国理政纲要，核心重点直指相权重构与中枢规整。他明确提出两大核心准则：其一，政归中书，还权宰辅，明确所有军国政务、政令改制、百官任免，皆由中书省统筹裁决、草拟施行，杜绝宦官越权干政、私传诏旨、干预外朝，确保朝廷大政一统于南衙、出自于宰相府；其二，限任防弊、迭代更新，在保障宰相完整辅政权力的同时，严格限制宰相任期，杜绝权臣久居相位、结党专权、垄断朝政。

李德裕在奏疏中深刻剖析历代治乱得失：“政去宰相则不治矣。”朝政若脱离宰相辅弼、不由外朝裁决，必生乱政。他直指唐德宗晚年乱政根源，帝王亲小人、远贤臣，舍弃宰相中枢，信任李齐运、裴延龄等奸佞幸臣，导致朝政紊乱、法度崩坏、天下疲弊。同时借鉴开元盛世的治国经验：开元初年朝堂清明、盛世肇兴，核心在于宰相三年一考、按期更迭，即便姚崇、宋璟这般千古名相，亦不超任期、不恋权位，故而朝堂常新、吏治不衰。反观李林甫久居相位十九年，独断专权、闭塞言路、结党营私，最终酿成天宝祸乱、社稷动荡。

由此李德裕得出治本之论：频繁迭代宰辅、坚持政在中书，既保障中枢权责完整、政务有序，又杜绝权臣固化、朋*党滋生，是固本清源、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武宗全盘采纳其治国方略，确立了尊相而不纵相、抑宦而不乱政的完美中枢平衡：既彻底恢复中书省裁决政务、统领百官的核心职权，让宰相有权有责、实心辅政；又通过任期限制、制度制衡，防范宰相权力过度膨胀、滋生专权朋*党。这套刚柔并济、权责平衡的中枢制度，彻底修复了晚唐崩坏的政治架构，让朝堂运行重回正轨。

会昌末年，武宗再度深化中枢改革，下诏恢复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参议朝政、核查政令的核心职权。中书舍人执掌诏令草拟、政务审议、百官文案核查，是中书省核心职官。此前百年，其职权被宦官、枢密使逐步侵夺，形同虚设。此次职权恢复，进一步完善了中书省的政务闭环，细化中枢决策、审议、执行、核查流程，成为武宗一朝强化相权、规整中枢的又一重要制度举措，南衙文官集团的整体声威与执政能力大幅提升。

中枢体制规整之后，武宗与李德裕将改革触角下沉，直指晚唐吏治腐败的根源——仕途泛滥、铨选混乱、官吏素质低下、寒门无进路、豪门垄断仕途。

唐末名臣刘允章曾直陈晚唐弊政，将仕途太滥列为社稷巨患；北宋史学家范祖禹亦评价，晚唐亡国之祸，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之外，吏治冗滥、官风败坏乃是核心隐患，其危害丝毫不亚于藩镇与宦祸。晚唐以来，科举浮薄、门荫泛滥、地方滥奏官缺、冗官遍地，大量庸官、荫官尸位素餐，不仅空耗国库财政、加重百姓负担，更滋生层层贪腐、败坏地方吏治，彻底动摇王朝统治根基。

为正本清源、净化官僚队伍、从源头整顿吏治，李德裕主持、武宗下诏推行全方位铨选改革，严控官吏选拔入口、严管官员任职流程、约束特权入仕渠道，系统性重塑晚唐选官制度。

其一，严格进士覆试制度，精简录取规模，拔擢真才、裁汰浮薄。

唐代进士科是朝堂选官核心渠道，本为吸纳人才、充盈官僚队伍的良制。但时至晚唐，进士科风气败坏、浮华成风，士子重辞藻、轻实学，攀附权贵、奔走门路，科考徇私舞弊、虚浮不实之风盛行，史载“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大量不学无术、钻营投机之徒借此入仕，严重拉低官僚队伍素质。

针对科考积弊，会昌三年（843年）正月，武宗正式颁下敕文，重构进士录取规则：废除此前固定录取名额的僵化制度，推行唯才是举、宁缺毋滥的原则，同时严控规模，每年进士录取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不再以定额取人，只凭真才实学甄别录用，杜绝凑数录取、人情取士的乱象。

这一改革精准打击了晚唐科举浮华徇私的积弊，有效遏制权贵子弟徇私登科的门路，真正实现抑退浮薄、奖拔孤寒，让寒门实才得以跻身仕途。同时朝廷增设殿试覆试环节，所有及第进士必须经过中枢覆试核验，严查舞弊、甄别真伪，大幅提升铨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