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群臣为武宗敬献尊号、朝野大庆，朝廷例行大赦天下、宽宥罪徒。但此次大赦诏令依旧明确划定禁区，将官吏贪赃与十恶大罪、谋逆叛国、故意杀人等重罪并列，一概不在赦宥范围之内，不因盛典宽纵贪官，杜绝官场侥幸之心。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泽潞平定、天下底定，朝廷再度大赦寰宇、安抚民生。诏书中依旧重申贪赃官吏永不宽免的准则，同时直言治国纲领：“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

此言既是朝廷治国理念的公开宣示，也是武宗君臣对会昌年间廉政成果的自我肯定。历经数年严刑肃贪、整饬吏治，晚唐泛滥百年的官场贪腐之风得到强力遏制，贪墨畏法、官吏自律、政风清正，成为会昌中兴最核心的政治成效之一。

除严刑惩贪之外，武宗与李德裕的廉政建设极具务实远见，并未单纯依赖酷法治吏，而是洞察贪腐根源、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推出多项配套新政，从根源减少官吏犯赃的诱因。

其一，整饬丧葬奢靡、杜绝变相行贿受贿，净化官场交际风气。

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台上奏针砭时弊：晚唐朝野奢靡成风，京城文武百官、庶民士绅但凡丧葬之事，动辄大操大办、铺张攀比。官场之中，官员借治丧之机广收奠礼、攀附权贵、收受馈赠，名为人情往来，实则变相行贿受贿、结党营私、败坏政风，成为官场腐败的隐蔽渠道。

武宗君臣采纳御史台奏议，下诏严格限制百官丧葬规格、禁止官场借丧敛财，取缔奢靡攀比之风，斩断官吏借人情之名行贪腐之实的灰色渠道，极大净化了朝野交际风气，堵塞廉政漏洞。

其二，改革官俸制度、保障俸禄足额按时发放，安定基层官心。

中晚唐长期存在一大吏治隐患：唐代本就官俸微薄、不足以养廉，加之乱世财政拮据、地方吏治废弛，州县官吏俸禄常年拖欠、发放无期。基层官员薪俸不足以养家糊口，常年清贫拮据、生计艰难，久而久之便心生贪念，不得已盘剥百姓、搜刮民财、贪赃自奉，这是基层贪腐泛滥最根本的现实诱因。

与此同时，朝野重内轻外、乐近厌远的风气根深蒂固：百官人人贪恋京师繁华、争相滞留京司美差，导致京城官僚臃肿冗滥、人浮于事；而边疆远地、荒僻州县、气候恶劣、民生艰苦的区域，人人避之不及、无人赴任，最终形成繁华之地官满为患、荒远之地缺官废治的畸形吏治格局，严重破坏地方治理、加剧区域失衡。

为彻底解决这一积弊，武宗即位之初便着手整顿俸禄体系。开成五年（840年）三月，武宗初掌朝政，即刻下制全面调整百官俸料标准，规范各级官吏薪资等级。李德裕入相之后，进一步细化落实、强力推行。

会昌元年（841年），朝廷采纳中书门下改革建议，正式下诏严令保障内外百官俸禄足额、按时发放，严禁地方截留、拖延、克扣官俸。朝廷深知：高薪未必能绝对养廉，但无俸绝对不能守廉。稳定足额的俸禄，是官吏安心履职、廉洁奉公的基础保障。此项制度落地后，从根本上缓解了基层官吏生计窘迫的困境，大幅减少了官吏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贪赃枉法的现实诱因，为廉政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其三，纾解官吏京债、解决履职困境，从源头减少贪腐动机。

晚唐官场还有一项积弊深久、无人根治的顽疾，即官员京债缠身。彼时天下士子、候补官员赴京候选、等候授官，常年滞留京师、耗费巨大，无俸禄收入、生计艰难，大多只能借贷度日、负债累累。待到授官上任，身负巨额债务的官吏，为偿还京债、填补亏空，几乎无一例外搜刮州县、盘剥百姓、贪赃渔利，成为晚唐官场无法根除的潜规则，史载“赴京赶考、待选官人皆有债务，上任还债，是以贪赃，罔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