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睛是红的。
不是哭过的那种红——是看了太久书、被烛火熏了一下午的那种红。眼眶周围一圈淡淡的红，眼白上有些血丝，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
但他看着她的时候，那种眼神——
玛丽从来没见过那种眼神。
他走过来，走到她面前，站定。
“玛丽。”
她站起来。
“嗯？”
他看着她，看了好几秒。
然后他说：
“写得……太棒了。”
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说了很多话，又像是很久没说话。
“我读完了。”他说，“一口气读完了。从早上到现在。四十五页，一个下午，我读了三遍。”
玛丽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弗朗西丝·沃斯通。”他念着这个名字，像是在品味什么，“这个女侦探，这个住在阁楼里的女人，这个被人小看、被人误解、却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女人——你从哪里想出来的？”
玛丽没有回答。
她能说什么？说她是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字里化出来的？说她是从那个滴落的墨汁、那个无意间按下的指印里想出来的？
班纳特先生也不需要她回答。
他继续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个指纹。那个窗台上的印子。那些纹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想法，你是怎么想到的？”
玛丽顿了一下。
“我……那天墨水滴在手上，我不小心按在纸上，留下了印子。”她说，“然后我想，如果每个人的印子都不一样，那是不是……可以用来找出凶手？”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嘲讽的笑，不是那种无奈的苦笑。是一种玛丽从未见过的笑——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书房里那些书，那些法律书，那些关于刑侦的书，没有一本提到过这个。”
玛丽愣住了装作奇怪的样子问。
“没有？”
“没有。”他摇摇头，“他们讲证据，讲口供，讲推理。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留下的印子，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是永远无法抵赖的。可以是比任何口供都更可靠的证据。”
他顿了顿。
“你写的这个故事，比他们那些书都更聪明。”
玛丽站在那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
“真的？”
“真的。”
班纳特先生伸出手，按在她肩膀上。那只手很轻，但很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他说，“但我想让你知道，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不是‘九岁孩子写的故事’，是‘故事’。是任何人写出来，我都会觉得好的故事。”
玛丽的眼睛忽然湿了。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谢谢您。”她说，声音闷闷的。
班纳特先生没有再说别的。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过头。
“你接下来打算写什么？”
玛丽抬起头，看着他。
“弗朗西丝·沃斯通的第二案。”她说。
他点了点头。
“写完了，再给我看。”
——
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把那叠稿子抱在胸口。
她睡不着。
父亲的眼睛是红的。他说他读了三遍。他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他说“写完了，再给我看”。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湿了一小块。
不是因为难过。
是别的什么。
她闭上眼睛。
弗朗西丝·沃斯通。
第二案。
她已经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