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半？”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
玛丽点点头。
“意味着他怕我被别人抢走。”她说。
班纳特先生笑得更深了。
“没错。”他说，“蓓尔美尔街上那些大出版商，现在应该已经派人打听了。他们会拿着两成分成、三成分成的合同来找你，会用最好的纸张、最贵的装帧诱惑你，会告诉你‘埃杰顿那种小铺子配不上你’。”
他顿了顿，看着玛丽。
“你打算怎么办？”
玛丽低下头，又看了一眼那封信。
信上那些字，是埃杰顿先生亲手写的。那些墨迹，是他一笔一画落下的。他说“我相信您，从一开始就相信”。
她想起两个月前，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几天。想起那些大出版社的拒绝，想起舰队街那些只认法律书的印刷作坊，想起最后那间不起眼的柯曾街11号。
是那个人，愿意赌一把。
是那个人，在她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点了头。
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
“我还没想好。”她说，“但我会给他回信的。”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
“慢慢想。”他说，“你现在有资格慢慢想了。”
门关上了。
玛丽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攥着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
窗外，阳光正好。
她忽然想起弗朗西丝·沃斯通。
那个住在阁楼里的女人，那个被人小看、被人误解、却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女人。
她也曾是那样的。
但现在，她不再是了。
五千个人读过她的故事。
五千个人知道弗朗西丝·沃斯通。
很快，还会有更多。
她拿起笔，铺开一张纸。
玛丽拿着那封信，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从斜照变成直射，又从直射慢慢偏西，落在她面前的桌上，落在那个拆开的信封上，落在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上。
她没有动。
她在想事情。
想两个月前，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些日子。想她坐在客厅里数着心跳等消息的样子。想父亲回来时，从皮包里取出那份合同，递给她的时候。
那时候，埃杰顿先生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那时候，他只是个柯曾街上的小出版商，一间破破烂烂的铺子，一个愿意赌一把的普通人。蓓尔美尔街上那些大出版社看不上她的稿子，舰队街那些只认法律书的印刷作坊，只有他——只有他愿意停下来，翻开那些纸，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他读完了。
然后他说：“这书能卖。”
她想起父亲转述的那句话：“一半是自信，一半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他的书。”
那是她的话。
他记住了。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五千个人读过了她的书。五十英镑的支票躺在她手心里。他在深夜里给她写信，请求她留下来。
一成半。
独家协议。
玛丽把那张支票拿起来，又看了一眼。
五十英镑。
够简买一辈子的诗集。够伊丽莎白买一屋子的新书。够基蒂和莉迪亚每人十条新裙子，还能剩下不少。够她再也不需要担心“嫁不出去怎么办”——虽然班纳特太太肯定还是会继续念叨，但那些话，已经伤不到她了。
可是——
她把支票放下，拿起那封信，又读了一遍。
“当初您的稿子无人问津时，是我签下了它们。当初您坚持要分成、不要保底时，是我点了头。当初所有人都不相信一个新作者的侦探小说能卖出去时，是我印了那一千套。”
她读到这里，停住了。
她想起那个画面。
父亲站在那间小小的铺子里，把两卷手稿放在柜台上。埃杰顿先生翻开第一页，慢慢地看着，偶尔停下来，把某一页折一个角。看完之后，他抬起头，说：“这书能卖。”
他不是在赌。
他是真的觉得，这书能卖。
她忽然笑了一下。
那些蓓尔美尔街上的大出版商，现在怕是肠子都悔青了。他们也许会拿着两成分成、三成分成的合同来找她，会用最好的纸张、最贵的装帧诱惑她，会告诉她“埃杰顿那种小铺子配不上你”。
可是——
当初她无人问津的时候，是谁点了头？
当初她一文不名的时候，是谁说了“这书能卖”？
是埃杰顿先生。
是柯曾街11号那间破破烂烂的小铺子。
她把信放下，拿起笔，铺开一张新的信纸。
墨汁蘸得饱饱的，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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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埃杰顿先生：
您的来信与支票均已收到。五十英镑，五千套——这两个数字，我会记很久。
但让我记更久的，是您信里的那些话。
她停下笔，想了想，又继续写：
您说，当初我的稿子无人问津时，是您签下了它们。您说，您从一开始就相信我。
这是真的。
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那天，班纳特先生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不只是那份合同——还有一句话。他说，您读完稿子之后，抬起头，说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