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错了。
明亡之后，倪天章在抗清斗争中殉国。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失去了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她一个人，带着倪天章的遗稿，带着自己的诗画，带着那颗碎成粉末的心，回到了钟山脚下的老宅里。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
她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整理自己的画作，在灯下，在雨里，在那些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夜里。她把倪天章的遗稿编成《倪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画画上。她画梅花，画那些“冰姿不怕雪霜侵”的梅花。她的梅花，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梅花，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院里的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我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上那幅梅花图上。我走到画前，凑近了看。墨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那几朵梅花还在，在枝头上，在雨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里，倔强地开着。花瓣薄得像蝉翼，仿佛一口气就能吹散。可它们没有散。它们在那里，开了三百年，还没有谢。
画的旁边，挂着一支笔。笔杆是竹子的，已经裂了，笔头的毛也秃了，可它还挂在墙上，像一个断了腿的老兵，在角落里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我伸手摸了摸那支笔，笔杆凉凉的，滑滑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里，凉得让人心疼。她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诗，画下了那些梅。她写了多少年？画了多少年？从十五岁写到三十岁，从三十岁画到七十岁。写了五十年，画了五十年，写到笔都秃了，画到纸都黄了，可她还在写，还在画。不停，不能停。一停，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写过一首《梅花》，诗里有一句：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冰姿不怕雪霜侵——她的梅花，不怕雪，不怕霜。羞傍玉楼与琼林——它羞于傍着玉楼和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它冷淡，不知道人世的味道。一般清瘦似君心——它和你的心一样清瘦。她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像梅花一样冷，一样硬，一样不怕雪霜的侵凌。她不需要玉楼琼林的庇护，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她只需要自己。她是一株野梅花，长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浇灌，没有人欣赏，可她照样开花，照样吐香，照样在风雪中站得笔直。她站了一辈子，站到枝干都弯了，站到树皮都裂了，站到花都落了，可她没有倒。不能倒。倒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走出小屋，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荒草，看着那些雨滴从草尖上滑下来，滴进泥土里，滴进那些看不见的深处。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站在这个院子里，看着这些草，看着这些雨，看着这些她种了一辈子、却没有等到花开的花？她种过什么？种过梅，种过兰，种过菊，种过竹。可她种的那些花，都没有活。不是花不好，是土不好。钟山的土，太硬了，太冷了，太瘦了，养不活那些娇贵的花。可她还是种。种了一年又一年，种到手指都磨破了，种到腰都直不起来了，种到再也种不动了。她不是不知道种不活，她是不甘心。不甘心那些花，开在别人的院子里，开在那些她到不了的地方，开在她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地方。她到不了，只能种。种下去，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