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中先低压暴露，观察回流变化。”

“不能在没有确认前直接离断。”

两人很快将这个新风险加入方案。

但他们没有将未知结构写成结论。

而是写成了必须优先识别的变量。

上午九点，马丁教授召集全体核心团队开会。

他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态度。

这次，他亲自把陆晨的方案放在主屏幕中央。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马丁说道。

“这不是一场为了证明谁正确的比赛。”

“患者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生存机会。”

“如果任何人发现方案与实际组织反应不一致，有权立即要求暂停。”

这是陆晨提出的可越级打断原则。

马丁将它写进了法国团队的内部流程。

谢振东看着这一幕，低声对沈知衡说道。

“马丁教授变得很快。”

“不是他变了。”

沈知衡说道。

“是他看到了完整数据。”

会议继续进行。

介入科医生提出，临时动脉旁路需要一段足够稳定的移植物。

程维远建议优先考虑患者自体血管。

但患者既往多次治疗，常规取材区域可能存在瘢痕。

陆晨提出，术前先完成双下肢和腹壁血管评估。

如果自体血管质量不够，再启用备用人工血管。

“为什么不直接用人工血管？”

法国介入医生问。

“患者存在长期炎症和肿瘤浸润。”

陆晨回答。

“人工材料的吻合稳定性可以预估，但感染和血栓风险也更高。”

“如果自体血管足够，就不应该主动增加变量。”

程维远补充。

“这台手术最怕的不是单一风险，而是多个小风险叠加。”

马丁教授点头。

“按照这个顺序准备。”

麻醉团队随后汇报。

患者术前胆红素持续偏高，凝血功能略有异常。

如果手术时间过长，术后肝功能衰竭风险会显著增加。

陆晨要求将手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低压暴露和动脉弓评估。

第二阶段建立临时旁路并确认肝脏灌注。

第三阶段根据组织层次决定肿瘤切除范围。

“如果第一阶段无法确认弓桥稳定性，手术到此结束。”

“如果第二阶段旁路建立后灌注不稳定，不进入肿瘤切除。”

“如果第三阶段发现神经鞘浸润没有安全层，只进行最大安全范围切除。”

他说完后，马丁教授将三条停止标准逐一重复。

确认所有人都听清后，会议才继续。

下午，杜瓦尔的家属来到医院。

他的女儿是法国一名律师，对医疗风险十分敏感。

她在签署文件前，连续询问了手术团队一个多小时。

“如果中途停止，意味着肿瘤无法完整切除吗？”

“可能意味着无法根治。”

陆晨回答。

“但停止能够保留患者继续接受其他治疗的机会。”

“如果继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