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爆发户”。
余华写的小说《活者》有这样一段情节：地主家的一个名叫福贵的“败家子”赌钱，一夜之间就输掉了全部土地、房屋。于是，那个赢钱的赌徒龙三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主。这个地主龙三就是“暴发户”。土改时，龙三被枪毙了。他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望见了那个已经变成贫农的“地主败家子”，大声呼喊道：“福贵啊！我是替你去死啊！”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幼年时家里很穷。他在上海打工的叔叔用仅有的一元钱买了彩票，中了特等奖。于是，他家立即由贫农转化为地主。他也就有钱上学、留洋，成了今天的季老教授。他至今还埋怨他的叔叔让他当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气挨整，在“文革”时进了“牛棚”。不然，他是响当当的几代贫农、根红苗正。
一种是省吃俭用，紧守祖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书香门第，躬耕传家，后代没出“能人”，也没出“败家子”。他们省吃俭用，紧守家业，虽然一代不如一代，从大财主降为小财主，逐渐向农民转化，但是到土改时还没有转化成农民，终归还是财主。
在旧中国的农村，财主和农民就象物理中讲的水和汽处于动态平衡一样：水分子不断地飞出液面，成为“汽”，同时，汽分子又不断地回到液面，转化成水。水和汽不停地运动着，不停地对立着、斗争着，又不停地转化着。但是，从总体看，这种平衡是稳定的。
由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又受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个体的财主和农民无论怎么互相转化，作为群体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总是相对稳定的，即户数很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靠剥削过着富裕的生活；户数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占有很少的土地，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生活。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由财主的个人品质造成的。许多财主一直到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剥削”，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犯了“剥削”这个弥天大罪。他们慨叹道：“老天啊！我们起早贪半夜地干，从牙齿上攒钱，怎么却攒出了罪啊！”“辛辛苦苦地给儿孙置办家业，没想到却给儿孙留下了一顶‘帽子’（黑狗崽子）！”
到土改时，那些转化成财主的农民，分别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当家的被戴上“地主分子”或“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了敌人；那些转化成农民的财主被分别划为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等成分，成了国家的主人。一段很长时期，在农村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人们高低贵贱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