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路过晋绥地区，发现土改运动开展的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于是，**抱病给晋绥领导人写信，要求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搞土改，让群众来考察鉴定干部。4月24日，**中央把这封信转发给晋绥分局，要求他们坚决执行。充分肯定了**的这封信。7月25日，他亲自写了批语，以中央名义，转发各解放区。
为了贯彻落实**和中央的指示，闹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搞好土改，中央工委常委康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地区坐镇指挥督战。康生是**高层著名的“左爷”，是个非常阴险狠毒的家伙。1942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他当的副手，掀起过一场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他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把一大批革命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来，虽然为这些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是制造这批冤假错案的康生却青云直上，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成立工委，他又被任命为常委。这次坐镇晋绥地区搞土改复查，他又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当时掌握晋绥地区党政军大权的，是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李见了**的信和中央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派工作队，发文件、作指示，印社论，发起了一场暴烈的土改复查运动，树立起全解放区极“左”的典型。
康生和李井泉在山西兴县木栏杆村搞了一个土改试点，搞了一套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1）从现在联系历史；（2）铺摊摊大小、生活好坏；（3）有无剥削；（4）政治态度和思想。
他们从清朝时代的碑文中查出，张姓人家在上几代有人做官，7辈子是财主，因此他们认为张姓人家都是财主的根苗子孙。他们非常赞赏一个积极分子说的话：“他们前几辈子压迫剥削人，这辈子不给他粘上点封建，太便宜他们了。”
于是，不少被认为政治和思想上不好的张姓人家，不论其现在是否劳动，是否贫穷，都划成“破产地主”、“下坡地主”、“经营地主”、“破产富农”或“生产富农”。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是，把工商业者都划为“化形地主”。
晋绥分局把试点划阶级的办法作为文件，于1947年11月发表。分局在文件按语中，对此办法大加赞赏，表示坚决支持，要求各地照办。于是，各地纷纷效仿，乱划成分，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例如，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后来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划了50多户。
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农会代替政权，贫农小组代替党。”
9月24日，《晋绥日报》头版全文刊登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宣布：“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党籍，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
1947年的9月，是晋绥地区“红色恐怖”的9月，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权力，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乱斗乱抓乱打乱杀，一片红色恐怖。
最令人震惊的，是分局主要领导人直接组织斗争大会，残酷斗争著名开明士绅刘少白、牛友兰和孙良臣。孙良臣当场被活活打死，牛友兰绝食自杀。
刘、牛、孙都是著名爱国抗日人士，竭诚拥护**，为**抗日出过很多财力物力。1942年，他们被选进边区参议会，刘为副议长，牛、孙为议员，孙还是行署建设处副处长。他们曾访问过延安，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和表扬。
在斗争牛友兰的前几天（9月18日），晋绥地区“首府”――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分局书记到会讲话，发动群众“斗牛”。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大家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一定给你们撑腰。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