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八路军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宴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