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xx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的闺女。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光春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某，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三女儿名叫任某，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
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任某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
这个军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闺女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闺女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某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某：“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某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整整用了8年时间，终于还是离了婚。后来，任某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她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