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仍然顾虑重重。当时我很怕自己“右”。如果有几个农民会干部当众一呼：“这个记者包庇地主，他是什么人呀？”“他同情地主富农，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怎么办哪？”“乱棍打死！”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法制，打死个阶级敌人不需要什么审判程序，我就没有命了。即使将来为我平反，也顶多说一句“这是人民群众革命大风暴中的小偏差。”我也不会成为烈士。况且城市各党政机关，正在搞“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中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虽然“查”不到我的阶级出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思想作风方面给我戴一顶什么“帽子”，我也很难翻身。
我设想自己被“乱棍打死”的事，并没有发生。那个农民会主任比较老实，我随便一句话，他就把抓的人放走了，这样的老实人，对我是不会下毒手的。
在胜利乡，象征性地批斗了几个对象，没有打死人。农民开始欢欢喜喜丈量分配土地。这是我作为土改“工作队长”的一次体验。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个**一个**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发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发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发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发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