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苟某就到公社去告。不知他从哪里又学了这么一句话：“**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他据此推理，说我家和大队都打击了他这个贫农，就是“反革命”。
公社来人到大队调查之后，把四弟和母亲以及苟某都传到大队去。公社来的人声色俱厉地训斥母亲和四弟：“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回去听候处理。”
母亲和四弟走后，公社干部又批评苟某：“**他老人家说过，对四类分子也要给出路。你把他家的水窟堵住让他家怎么生活？这不就等于堵住了他家的出路吗？咱们贫下中农要听**的话，要给四类分子出路，不能随便欺侮人家。否则，就是没听**的话，就是违反党对四类分子的改造政策，不利于对四类分子的改造。”
苟某自知理亏，只好作罢。公社和大队以后也没再找我家。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假如当时一叉把人叉死，或者当时的大队书记和公社来的干部都是老“左”，坚决支持苟某观点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1月11日，**中央又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我们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苟某一家失去了欺侮我家的“尚方宝剑”，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来。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又断绝了苟某的“财路”，苟某不得不自己下地干活了，他又馋又懒，种地收获不好。从此，苟某家就像老太太过年一天不如一天了。厄运也不断降临，女儿结婚不到一年就患了癌症，不久死去。接着，儿子又在赶集路上被汽车撞死。不久儿媳又改嫁。从此，这对恶煞就变成了一对“老可怜件儿”。
那时，我家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而且在经济上也翻了身。弟弟们在家非常孝敬母亲，我在外也经常给母亲寄钱送东西，每到寒暑假都带着东西和钱来探望祖母、母亲和弟弟。苟家两口子羡慕得不得了，小寡妇常对母亲说：“唉，还是你有好命呀！”
后来，小寡妇病卧在冰冷的炕上，只有老头子给弄点吃喝，饥寒病痛折磨得她不停地呻吟叫唤。她哭喊着：“老天爷咋让我遭这样的罪呀！我是作孽了啊！我是作孽了啊！”
小寡妇死后，剩下苟某孤零零的一个人，更可怜了。他恬着脸、呲着牙讨好四弟，向四弟借钱，求四弟帮忙，昔日的骄横霸气早已荡然无存。他病卧在炕上时，四弟看他可怜，经常给他送碗饭、递杯水，他几次眼噙泪水对四弟说：“唉，这是报应啊！这是报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