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番话，说得会场里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有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怕沉默就算是同意、就是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要赶紧出来表态，指责梁漱溟是别有用心，借提意见为名，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老一套。
军代表慌了神，想想是自己反复动员鼓励他们提意见的，这下倒好了，梁某人的赞歌没有听到，闷了快20年的反调还是给引导了出来，还是别传出去的好，便故作姿态地说：“既然是内部提意见，说了也就说了，千万不可外传，这是学习纪律。”军代表自找台阶，梁漱溟这通话讲了也讲了，没有人再来找他“算账”。
1971年底，**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搞了一场不伦不类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者，批周公也。梁漱溟是当代儒学大师，他自己也以孔子后代自喜，现在，这场批孔运动又要逼着他在政协学习小组上表态了。梁漱溟冷眼旁观，只感觉这是滑稽剧，是荒唐之举，但有了上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风波，这次他决定暂不吭声，任他们去闹。
沉默竟然惹怒了“女皇”。梁漱溟想既然要我讲，我就讲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应声虫。梁漱溟一开口，就让组织者尴尬不堪。那天，他说：我不想讲，因为我对时下的批孔不赞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批林批孔在政协立即调整为批林批孔捎带批梁漱溟。梁漱溟反正也挨批惯了，静听各路人马激动万分地批判他。从1974年2月到9月，先是6个月的分小组批，每月3－4次，后是2个月的大会发言批，大会共14人先后登台作长篇发言，前后7个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对梁漱溟一贯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猛批，给梁漱溟戴上了许多帽子，如“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到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召开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了，该认罪了，特意向他询问，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中，梁漱溟一针见血地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理国家不靠法治而靠人治。他说这话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没有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可谓是先声夺人，表现出这位民主老人的率真品格。
1977年2月7日，梁漱溟读到了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知道这是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论，也是第一次表明“两个凡是”的概念：“凡是**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梁漱溟苦笑，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距1964年12月召开的上一届政协会议13年之后，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任政协主席，他在会议闭幕时说：“这是一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会，是一个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来共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梁漱溟在这次政协会上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梁漱溟升了“官”他并没有收敛封嘴，在这次会议上又放了一大响炮，对“文革”进行了猛烈“开火”。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否定，对“两个凡是”不屑，但发表公开讲话坚定地一字一句地有理论地否定“文革”的人，还没有，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历史将记住，他是否定“文革”第一人。
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终于结束了近30年的挨批命运，他的以法治国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家也搬进了复兴门外木樨地高干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