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50%到70%），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这是主席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主席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更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954年的11月，又发展到21万个。到1955年1月初，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办起了38万个新社，总数达到59万多个。一年内翻了六番半！万马奔腾，一马当先，浙江省的农业社由1953年底的3千8百个社，发展到1955年1月初的5万3千多个，一年内翻14番，位居全国之冠。
农业社为什么发展这样快？一些人说，这是因为广大农民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拥护总路线，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子恢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在一次报告中说：“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入社，我就不大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比你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了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看大势当然是中农的一个特点，但另一个特点是计较利害，他把利害算盘一打，觉得不够，就不来了，就是来，也是被迫的。”
邓子恢往浙江省和其它地方派了调查组，自己也亲身下去考察，终于发现了农业社大发展的奥秘：原来是逼迫农民入社的结果。首先是政治压力：凡不愿入社的农民和不积极办社的干部，就是反对总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查一查你是否是漏划的地主富农，是否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再就是经济压力：给单干农民多派卖粮的任务，不入社就饿死你！例如，浙江省有些地委提出了“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错误口号；有的县召开全县斗争富农大会，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被斗的富农一个样；在统购粮食时，给单干户的产量定得很高，卖粮的指标也就多。有些干部开会说，你入了社，就可以把卖粮的指标降下来。农民怕多交粮，只好入社。
调查还发现，这些强迫办起的新社侵害中农利益严重，农民思想混乱，生产消极，生产力遭受破坏。浙江省有些县规定耕牛、农具折价入社，作为股份基金。折价不仅低，归还日期又长，有的规定60年还清。土地报酬也过低。许多中农害怕“共产”，就出卖、宰杀耕畜，砍树毁林，不再向生产投资，闹着退社，生产情绪低落。许多贫农误认为入社就是“合伙平产”，入了社就向社里预支款项，买口粮，于是中农的投资和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都“平产预支”了，没有扩大再生产。因此，春耕开始后，凡强迫命令组织起来的新社，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很差，农民生产消极，不添置、修理农具，不向生产投资。目前，维持不下去的合作社约占10%；由于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30%。办社居全国之冠的浙江省孕育着闹退社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