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整社是中央和主席本人批准的，而“赶快下马”也只是专指浙江省。主席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给持不同意见者以欲加之罪的霸道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报告批评邓子恢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至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报告逐条批驳了邓子恢所强调的“清规戒律”。批评邓子恢所认为的“‘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没有看到“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愤怒的质问：“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报告论证了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民民主专政和广大贫苦农民有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可能性；遏制一部分农民向富农发展，遏制两极分化，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求矛盾，这是大发展的必要性。
报告提出大发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国要有一半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这个报告，有许多论述是正确的，比如，他强调自愿互利原则和增加生产。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张合作化要稳步前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立场问题、路线之争，就要受到口诛笔伐、批判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有谁敢再发表不同意见？人人自危，怕当“小脚女人”，只能拼全力搞合作化的大发展。大发展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什么“自愿互利”，什么“增加生产”，早被丢在了一边。
8月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主席指名批评邓子恢：“四月间，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五月十七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发展。”邓子恢听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见，正是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呀，他何曾另有一个意见？但是，他没有辩驳。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员，是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他知道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大庭广众的会议上，他决不能辩驳、抗争。
会后，主席指示邓小平、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目前9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必交农村工作部办理。于是，邓子恢虽然没有被撤职，却被“晾”了起来。
这次会议后，主席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印发给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宣传、学习、贯彻主席报告的热潮，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运动，把合作化运动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04，6月7日上午8点半）（2008，3，2，上午9点47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