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有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全国“进行肃反工作”。“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
阶级斗争，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看家法宝”，是他推进并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惯用武器”。他用一连串的阶级斗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加速消灭私有制，加速对农民的改造进程。
提出了新的大发展的规划：全国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部分基础好的少数地区，到1957年春，有的到1956年春基本完成；另一部分基础差的少数地区需要较长的时间。基本完成，就是有70%到80%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这个规划，比两个月前他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规定的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又提前了两年。的只争朝夕、急于求成的心态，由此可见。
对部下发出警告：“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
也讲了防“左”和注重合作社质量等问题。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部下对这些话没怎么注意。
会议呈一面倒的形势，对是拥护、赞成，对邓子恢们则是口诛笔伐。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
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1年3月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给予斥责和批判，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央原来制定的、体现于两个互助合作决议文件的正确方针，损坏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的思潮，给农业生产带来以后长时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从组织上说，当时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作的工作部署，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进行的。在中央做出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决定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来没有过非组织活动；而且，既在当时提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党规党法的。因此，不存在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他宽恕了他的老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