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内蒙杭锦旗独贵加汗村的何有明，何建功，何巨学，苏拴雄，刘拉牛等五户人家创办的互助组，不仅在四十里梁是第一个，即使在全杭锦旗，也是首屈一指的。那时初解放。新政权刚刚建产，当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无法自立的穷受苦人，有的有人有畜，但没土地；有的有人有地，但没牲畜；有的有地有畜，缺乏劳力；有的只有劳力，地畜全无。这五户人家中，何有明有耕马一匹，两个劳动力，20余亩地。何建功有好骡马各一匹，两个劳动力，土地近百亩。何巨学地畜全无，却有四个劳动力。苏拴雄有耕牛一条，5个劳动力，土地20余亩。刘拉牛有耕马一匹5个劳动力，20余亩地。（这里的土地，都是租种的股子地，所有权属于蒙古人，1953年冬天调地反霸后.才归了农民。）他们认为党和政府关于互助合作的号召，很适合他们的情况。于是在何知文的积极撺掇鼓动下，以何建功为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自愿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季节性的互助组，公推何建功担任组长，何知文为记工员。春天来了。首先租入、调配土地，使人人都有一份数量不差上下的耕地。大家商量决定，先给谁送粪，后给谁耕种。轮流互助；进度极快。比如耕山约，轮到谁家，剜籽儿的剜籽儿，送粪的送粪，下种的下种，集中所有的人力畜力，三五天就全耕上了。两个人工顶一个畜工，长长短短，全部登记起来，记到各自的工分本上，完了互相冲消顶补。秋天一到，谁家哪块地先熟了，大家都集中去给谁收割。依次轮流，三下五除二就完了，单干户都望尘莫及。整个耕种锄耧割打藏，都如此办理。进度比单干户快得多，干脆利索，人还不受紧累。场上完了算总帐。谁长谁短，一次结清。各自商量顶补，有的算成工资，多以粮草代款支付。有的记起帐来，下年互相顶补偿还。所有这些，全取决于自愿互助，互相商量解决，没有任何心事隔阂。这种形式，实际上和老解放区的变工队差不多，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深受群众欢迎。在当时那种经济上贫穷，生产工具和技术极为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些人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自愿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对于尽快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条件，把经济搞上去，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当年参加互助组的人家，困难减少了，劳动减轻了，进度特别快，收成还比一般人家高，人还又不受紧累，得到大多数农民的羡慕、赞赏和衷心拥护。到了1952年，又有何德义、李胖子、康和子、李治贤等四户人家也参加了互助组。其中，何德义有耕马一匹，两个劳动力，李胖子与康和子各有两个劳动力。李治贤有4个劳动力。除何德义有二十来亩土地外，其他三户地畜全无，皆为光杆司令。这样，互助组就变成了九户人家，共有骡马5匹，耕牛2条，29个整劳力，三百几十亩地。互助组也改名为何建功常年互助组，学习的榜样是李顺达和耿长锁。因为互助组人畜搭配，取长补短。忙时集中，闲时分散，通力合作。互通有无，互补互利，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加上这一年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又是一个好年景。互助组的人家，比一般农户的收成又高了一节，人还轻松愉快，毫不受紧。于是，群众一致称赞互助组就是好，加上各级干部的大力宣传，使这个互助组在周尔方圆，传出了大名。
何建功被选为劳动模范，参加了旗里召开的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向全旗传经送宝、介绍了经验。受到旗里的表扬和奖励。他从旗里回来时，区长马登云和区干部王仲山、秦慧荣等来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欢迎。号召群众向他学习。1952年冬天，何建功和他的常年互助组的成员们，在区乡干部的帮助下，经过学习和协商，决定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由何知文给起名盛丰社。一致推选何建功为社长，何知文为义务文书和记工员。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走李顺达和耿长锁的道路。互助组，是贫穷的个体农民们为了了克服土地、劳力、耕畜、工具等不足与困难，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起的劳动互助组织。他们的土地、耕畜、工具等统归个体农户各自所有。农业社就不一样了。土地要归集体经营，按质按数评分分红，有的牲畜和大型工具也要评分打价，实行有偿使用。人也按劳力强弱程度，评工记分，按分分红。据说这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主义成分。虽然它的土地，牲畜和工具的所有权仍归社员各自所有，按劳取酬。1953年，又是一个好年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齐心协力，意气风发、巧谋实干，一顺百顺，夺得了罕见的好收成。盛丰盛丰，又盛又丰，社员收入倍增，远远高出了单干的群众：使他们羡慕不已，纷纷提出人社的要求和申请。1953年冬天，四十里梁进行的调地反霸（跟内地的土地改革差不多，因为土地统属蒙旗王公，由汉族农民租种，王公分股。经过运动，土地全部收归国家所有，再由政府统――调配给农民耕种）中，何建功父亲何富民被划成了富裕中农。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是富裕中农成员，自然不能担任社长。从筹办互助组到创建农业社以来一直充当文书记工员的何知文，已于当年夏天考学到包头师范去了。何巨学迁到鄂托克旗桃八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