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先生还自称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等其时很不时髦的情节和内容”。这如果仅仅出于商业上的促销手段的话，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那就不对了。这部小说为了图解和宣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任意歪曲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本身就无所谓“艺术良心”可言，至于什么“爱情纠葛”，在当时岂止“很不时髦”，而是根本不能涉及的，浩然先生又有什么特权可以破例？在我的记忆里，《金光大道》里所谓的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大约是指高二林与钱彩凤之间的一段婚事，可惜这段“爱情纠葛”表现的并不是爱情本身，只是写富农分子为了破坏农民组织起来而设下的“美人计”，说穿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如果从“爱情”的意义上说，《金光大道》比《艳阳天》退了一大步，并无特色，但浩然先生的创作方法在当时却是很有代表性的：把一切情节都围绕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设立，哪怕是“爱情纠葛”。这倒恰恰是很“时髦”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金光大道》，仅仅是指“文革”时期出版的前两卷，对于这次轰动京华的全本，还无缘读到。如果浩然先生本着对历史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对小说作了较大的改动，以他对农村历史的切身经验来再现5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图景也未尝不可；退一万步说，为了补贴消费不足，把一箩陈年谷子悄悄倒卖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浩然先生有意要把这段历史记在“真实”的帐上，不但强调“原汁原味”，还告诫读者“不要带新的框框去评价那段历史”。这就奇了。据说现在理论界正流行解构一说，你说我是旧框框，我说你是新框框，框框对框框，彼此都消解，倒也真个是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可是，这种“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历史，浩然先生回忆起来固然很“美好”，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又怎么样呢？
1994年10月22日写于黑水斋此文章原载于陈思和学术随笔集《黑水斋漫笔》（1997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编辑：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