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你越害怕，批斗会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像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巩固高级社，解决退社问题，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