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比较，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于农村自给性消耗多了，公粮和商品粮所占的比例就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28.2%，1952―1953年度下降到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的实际调查同粮食部的分析是一致的。
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全国上市粮348亿斤，国家和供销社收购69.9%，私商收购30.1%。粮食形势一吃紧，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更尖锐。1952年冬一个短时期内，江西吉安市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买走。江苏徐州专区各县1953年黄豆收割时，大江南北粮商蜂拥而至，有个叫王雨农的粮商，一人就抢购50万斤。当年青黄不接时，浙江、湖北一些地方出现私商预购“青苗谷”和“禾花谷”。私商买走粮食，虽然也可以满足市场需要，但抬高了粮价，从而影响整个物价稳定。当时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到30%。那时，国家经济实力很弱，人民收入低微，很难承受这样的价格。在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粮食价格波动，会引起一系列物价波动。在旧中国饱受了12年（1937―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后，人们对物价波动十分敏感。如果放任这种波动，就会引起人心不安，社会震动，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很难进行。
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年粮食年度为61∶39；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为56∶44。鉴于各方面对农业税有不少批评，1953年5月25日，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后国家掌握商品粮，实行“少征多购”的方针，几年之内公粮征收数目稳定在1952年（即348亿斤减去特殊灾情的减免数）水平的基础上。这样，通过增加农业税来增加商品粮收入的道路就堵死了。据估算，由于供应面继续扩大，1953年至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数为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要收到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非采用新的购粮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不可。统购统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