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主席2月19日明确表态：“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让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春天到了！
从建国到提出“双百方针”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一直处在霜冻里：先，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采用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大批判甚至专政的手段，粗暴地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
1951年，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学教授，到中学教师，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参加运动。人人检查“反动思想”，大会小会批判反动思想，不少人被逼得自杀；1951年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4年开展对俞平伯《红搂梦研究》的批判运动；1955年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进行批判；1950年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1955年，主席亲自把胡风及与胡风有交往的一些作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及一大批所谓的“胡风分子”锒铛入狱；紧接着，全国就开展“肃反运动”。1955年暑假，农村中小学教师都集中起来办“肃反学习班”，动群众揭、批判，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碧峰中学时期的老师董欣周先生等人，就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投进监狱。1959年获得平反。
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的一套，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一系列极左的方针政策。例如，在苏联，学术问题的争论常用行政干预，由政治裁决，任意宣布什么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什么学说是资产阶级的。由斯大林亲自插手定论，把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称为“伪科学”，是“唯心的”、“反动的”，是“资产阶级的”；而把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一真正的生物科学，是“无产阶级的”。这种行政干预、政治裁决学术问题的风气也被中国学来，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生的“小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农大校长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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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周总理亲口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双百方针”。啊！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全部聪明才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有人心有余悸，不相信春天就这样快的到来。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说：现在只能说是“早春天气”，“草色遥看近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