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个领导或党员对反右派斗争抵触、手软，他也就成了“右派分子”。
在“宁作勿右”的空气中，有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右派分子”们先是满腹疑惑：“不是一再说言无罪么？”后来终于恍然大悟：“啊呀！我们上当啦！这是的阴谋呀！”
主席恨恨地说：“有罪言有罪。你本来就有罪嘛！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林希翎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198年8月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还有许多人受到株连。林希翎后来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同情”；“在这些株连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更不用说同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196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主席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自然“有问题”。
更有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http：//这场反右斗争是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