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上午，主席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右派也来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好古董。’张奚若此人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急功，难道急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的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嘛。”
主席越说语气越严厉：“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周恩来们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懵了：他们只是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与主席有些分歧，怎地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差不多了呢？
“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主席厉声说，“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接着，他就讲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来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吩咐把《登徒子好色赋》印给大家。
主席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里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总理和副总理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封锁中央、封锁，这还了得！
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1月14日，主席第三次讲话，用哲学理论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工作，他说：“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前进就是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只讲平衡，其实，他们主张的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我们必须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众大员肚里都念了一声“厉害！”主席的“平衡理论”竟是这样的高明！哲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主席对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赞赏，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不多也。”
主席扭过头用不无挪揄的口吻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主席大声说：“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接着，又奚落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太过分了！周恩来是资深的党的元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三把手，功勋卓著、名震中外、德高望众，是倍受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所爱戴、尊敬的好总理。主席竟然用这样侮慢的态度对待周恩来，令与会人员十分意外和震惊。会场非常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出气。
主席又侃侃而谈，教训台下洗耳恭听的部下：“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思想僵化。你们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要破暮气，讲朝气。世界大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接着，他讲了一大通中国历史上青年成名的故事。
众大员听着主席引经据典，联想着昨天听主席讲的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都对主席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