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一面猛烈批判反冒进，一面竭尽全力鼓动大跃进。阅读最新最快章节请到在成都会议上，主席多次讲话，给部下加温，鼓动大跃进。
会议天，主席讲话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实现。”
对虚报、空喊，也不要泼冷水。高指标实现不了，也无大害，**也不要打重了。这实际上就给高指标、浮夸风开了绿灯。
主席讲话要求部下振作精神，要敢想敢干，不要迷信马克思，不要怕教授，要用“六不怕”的精神搞大跃进。于是，头脑热昏的各级干部，就明目张胆地把科学真理和客观规律作为“迷信”破除掉了，干出了许多愚昧荒唐的事情。
3月18日陈伯达言，说是经过整风反右斗争，中国出现了大跃进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主席插话说：搞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热潮中前进；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是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一词。她是个寡妇，这词可能是金兵打杭州，把宋高宗追到海里头那个时候写的。是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外一种心态建设这会主义？”
对这爱国忧民的好词，作如此解释，水利部副部长李锐等人不以为然。
在各大员汇报跃进计划时，主席作了许多插话。
他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他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他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成都会议上过热的气氛和主席如何在给部下“加温”。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令人惊叹！达到农业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本来规定是12年，有的省要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这种主观随意性令人感到好像几个小孩在作吹牛游戏。
汇报中，有人提到了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于是，下面就搞起了什么“轴承化”、“牵引化”。
会议期间，主席还批转了一批报告，绝大部分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还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所谓落后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会议。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提出：河南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主席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他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
冶金部长王鹤寿向中央报送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一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接着，报告具体论证了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