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周总理前思后想、左右权衡，终于下定决心：顾全大局，从国家、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维护主席的权威和形象，违心检讨，主席希望检讨什么，就检讨什么。他过去也曾这样考虑过，但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晰、决绝。他重新提起笔来……
邓颖超睡醒一觉，见时钟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总理还没安歇。就急忙起床来到总理办公室，见总理自己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发呆。邓颖超没有惊动总理，径直来找范若愚。
“小范，总理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来了？”邓颖超着急的问。
范若愚把原因向邓大姐解释了一遍。
“哦，你作好准备，我去劝劝总理，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来写材料，这样会快些。”邓颖超说罢就走了。过了约20分钟，又回来喊范若愚。说是总理同意了她的意见。
几天下来，范秘书把总理的检讨材料整理出来，送交总理审阅。
材料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跟不上主席。”总理看到这段话，就把“我和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用笔勾掉，叹口气说道：“你对党史知道得太少呀！”
是啊，在漫长的党的历史中，周恩来和主席的恩恩怨怨很难扯清。从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都担任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书记，都是主席的顶头上司。1956年9月10日，主席在讲话中曾谈起了自己在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受的“处罚”与“打击”。他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这些“处分”和“打击”，直接、间接，或多或少，都与周恩来有些关系。例如，三十年代初期，主席在江西苏区领导肃反、抓“ab团”，搞逼供信、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杀了很多革命同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亲临苏区，批评主席，制止了肃反扩大化；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又批判了主席，削弱了主席的权力等。1935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坚决支持主席的主张，使主席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1937年8月洛川会议，周恩来不同意主席提出的“山地游击战”；延安整风，周恩来成了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主席的整肃；整风后，周恩来检讨了错误，竭尽全力辅佐主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建国初期，周恩来曾被主席批评为“分散主义”，被削权。……
周恩来眼圈又红了，他的脑际里闪电般的掠过了和主席共事中的这些恩恩怨怨。他知道，有些旧怨，主席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他感到很难在现在的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了，他暗下决心：八大二次会议后，辞职。
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检查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
邓小平把检讨中“离右派仅差50米”之类的无限上纲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也比较轻了。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写那么长干嘛！简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