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开始封存最后一批旧式四柱清册。自架上取下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旧档，逐一以麻绳捆扎，每捆封条皆亲笔题写：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旧式四柱清册存此。新式龙门账自崇祯二年起行。后之继者，可考可鉴。封条字迹，仍是那支紫毫所书，端劲规整，笔笔到位。随从欲上前相助，他轻轻摆手。这些账册伴他半生，一册一卷皆如亲手抚育，今日送别，必当亲自经手。这屋内每一本账，他都反复摩挲过：页脚折痕，是他翻阅所留；墨迹晕染，是他批核所至；封面脆裂，是他以面糊细细补全。他这一生，无他功业，只将这一屋账目，一页一页理得清明。

封完最后一册，夜色已深。身后脚步声渐近，他不必回头——这步履他太过熟悉，是韩爌。韩爌手中端着一壶烫热的黄酒，壶口热气氤氲。他午后听闻郭允厚将旧册尽数封存，便知这位老同年不会主动来辞行，只能自己前来。两位同年进士对坐，中间隔着一摞摞封好的旧账。韩爌为郭允厚斟酒，郭允厚举杯轻啜一口，缓缓道：“飞白，我记得你当年从山西归京，带过一包枣子，说是你家院中枣树所结。那树还在吗？”韩爌颔首：尚在，每年秋来打枣，晒成干枣，托人捎至京城。郭允厚又饮一口，忽然道：“你那棵枣树，是我见过最能熬的树。我曾在你山西老宅见过，长在院西北角，冬日西北风最烈，旁树尽枯，它独存。这树若他日移栽，务必告知我。”

韩爌执杯之手微顿。他明白，郭允厚说的从不是一棵树。

郭允厚从袖中取出那片小竹片，指甲刻痕依旧清晰，边缘已被摩挲得发亮。他推至韩爌面前：“这本万历四十六年旧册，当年是我亲手归档，经手人一栏，写着黄立极之名——那是他此生经手的第一笔军饷。数年后，此饷亏空十二万两。我将他的起笔之账，与最终亏空，记于同一册中，置于书案正中，留与继任。”韩爌拈起竹片，指腹反复摩挲。竹片不过寸许，被纸页压得薄脆，边缘起毛，那道指甲刻痕却深烙其上——是郭允厚在乾清宫金砖上叩首之后，用力刻下的印记。

“你这片竹片，比我那包枣子，重得多。”韩爌将竹片收入袖中，起身告辞。二人未道珍重，亦无别语。两位同年进士，在户部值房最后对坐，共饮一壶黄酒。壶口热气散尽，窗外飞雪仍落。

郭允厚在值房内又伫立许久，拎起炉上铜壶，倒了最后一杯热茶，捧在手中只暖不饮。次日一早，他便要启程归曹州老家。这屋中炭火，下次燃起时，坐于案前的人，已不再是他。他将茶杯轻置案上，行至门口，回首一望——那支紫毫笔，仍安放在笔山第三槽，正对窗棂，笔尖朝南。

郭允厚退出乾清宫后，王承恩见皇上目光久久停在殿门之外。他忽然想起，初次赴户部传旨时，曾留意到郭允厚的笔，永远置于笔山第三槽，笔尖朝南。当时随口回禀，皇上未曾多言，此刻才知，陛下一直记在心里。

朱由检靠在椅中，沉默良久，对王承恩道：“郭允厚走了。户部旧账封存，旧人退去。但黄立极仍在，他手中还握着票拟署名之权。朕要动他，便要在票拟程序里开一道口子。”王承恩以炭条速记于心，他清楚，皇上在等一个契机——不是等黄立极犯错，而是等内阁有人挺身而出，以制度规则，逼黄立极交出署名权。

与此同时，韩爌兼领户部尚书，傅山以医官身份兼任户部主事。韩爌翻开郭允厚留下的最后一本账册，封底留有亲笔署名。他提起朱笔，在扉页写下一行：旧式之终，新式之始。郭尚书，功不可没。随即在旁署上自己之名。两位同年进士的字迹并列于龙门账封底，一人为旧式四柱清册作结，一人为新式龙门账开篇。

十年倏忽而过。

崇祯十年，郭允厚于曹州老家病逝，享年七十岁。他走得极为安详：那日傍晚，他在书房翻看自户部带回的笔记，翻至一页，停在亲手抄录的天启六年《改进会计办法》疏底稿上。他合上笔记，置于膝头，靠在椅上闭目，再未醒来。家人发现时，他的手仍搭在笔记封皮之上，那支相伴半生的紫毫笔，静静搁在旁侧笔山第三槽——笔尖朝南，与当年在户部值房一般无二。

噩耗传至京城，朱由检正在批阅陕西秋收奏报。他放下疏文，沉默许久。王承恩侍立一侧，见皇上指尖在龙案上轻叩三下——那是他做重大决断前，独有的小动作。

“郭允厚走了。”朱由检声音轻缓，似自语，“天启六年上《改进会计办法》疏，替朕翻出黄立极第一本旧账之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