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应该需要一个外部的对冲基金经理来告诉他市场的方向。

如果他打了这个电话，如果这件事以任何方式泄露出去，华尔街会怎么解读？

"高盛的CEO在向远星的Walker请教市场走势。"

不行。

绝对不行。

布兰克费恩站起身，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已经开始暗下来的曼哈顿天际线。远处某个方向上、公园大道的方向，远星资本的办公室大概也亮着灯。

他想了想那个年轻人此刻在做什么，然后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清除了。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按下了内线："让克雷格明天早上八点来见我。我要一份完整的——全面的——关于高盛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所有敞口的压力测试报告。参数设定到极端。"

做自己该做的事。不依赖任何人。

这是布兰克费恩在高盛三十年学到的第一条规则。

雷曼兄弟。第七大道745号。三十一层。

同一时间。

"砰。"

富尔德办公室里今年的第三个水晶烟灰缸碎了。

这一次碎片溅得比前几次都远。有一块飞到了落地窗的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极其细小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到的划痕。

富尔德站在办公桌后面，胸膛剧烈起伏。

他刚才把那个烟灰缸砸向了沙发——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角度，甚至同一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不成调的咆哮声。

但今天的咆哮和之前那几次有一种本质的区别。

之前砸烟灰缸的时候，他的愤怒是指向外部的——指向埃因霍恩，指向做空者，指向那些"不懂雷曼真正价值"的无知之辈。那种愤怒带着某种扭曲的自信："他们是错的，我是对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今天的愤怒略微不同。

今天的愤怒里有一种他不愿意承认、但已经无法完全压制的成分。

恐惧。

IndyMaC倒了。

一家银行。真的倒了。

不是贝尔斯登那种被摩根大通以两美元收购的"体面死亡"。

是FDIC直接接管，储户排队取钱，电视画面上的老太太坐在台阶上。

而远星那封该死的公开信，那封他在周一看到时差点又砸了一次烟灰缸的信——现在正在被全世界当作"精准预言"来反复引用。

雷曼的股价今天跌了百分之二十四。

百分之二十四。一天。

从17.80跌到13.45。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再跌一天.....

富尔德不想算这笔账。

他走到吧台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手在颤。

不是很厉害，但能让酒瓶的瓶嘴在杯沿上碰出一声极其轻微的玻璃撞击声。

他喝了一大口。

烈酒灼烧着喉咙，在胃里炸开一团短暂的、虚假的温暖。

他放下杯子，走到窗边。

曼哈顿的灯火在窗外铺展开来。高盛的楼在远处亮着。大摩根的楼也亮着。

它们都还活着。

而他——理查德·富尔德，在雷曼干了四十年的人，把雷曼从一个二流债券经纪商变成华尔街第四大投行的人——正站在一栋灯还亮着但不知道还能亮多久的大楼里。

他意识到了一件让他比愤怒更深一层地感到恐惧的事情——

那封远星的公开信里，没有提到IndyMaC。

它提到的是"系统性风险"。

IndyMaC只是第一个证据。

如果那封信是对的——如果系统性风险是真的——

那雷曼不是在面对一个"市场情绪问题"。

雷曼是在面对一场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逼近的、谁也挡不住的海啸。

富尔德把额头靠在了冰冷的落地窗玻璃上。

玻璃上映出了他的脸。一张六十一岁的、疲惫到了极点的、曾经在华尔街让所有人畏惧的脸。

此刻那张脸上的表情，连他自己都不认识。

.....

美林证券。世界金融中心四号楼。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

约翰·塞恩的办公室里，空调开到了最大。

但他衬衫后背的布料，在肩胛骨之间的那片区域，已经完全被汗水浸透了。

深蓝色的面料因为湿润而变成了一种更深的、近乎黑色的颜色。

塞恩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两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