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二十五这个数字还有另一层功能。

当这个数字泄露出去的时候(在华尔街，没有不泄露的数字)，市场听到的是"雷曼的CEO认为公司至少值二十五美元"。

这比任何一份分析师报告都更有说服力，因为CEO是最了解自己公司的人。

如果CEO都觉得公司值二十五块，那十六块是不是真的太便宜了？

是信号管理。和路博迈的一百亿是同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在这个价格上成交，是为了在市场上制造一种"雷曼管理层对公司有信心"的叙事。

富尔德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想起了闵裕圣说的最后那几句话。

"这个窗口不会永远开着。"

"监管委员会的人变得非常谨慎。"

"特别是在那封远星的公开信和IndyMaC之后。"

远星。

又是远星。

那封该死的公开信像一滴墨水落在了白衬衫上，洗不掉，每次他以为已经干了，就会有人——闵裕圣、分析师、记者、甚至他自己的董事会成员——再拿出来提醒他：污渍还在。

富尔德的手在裤兜里握成了拳。

他知道闵裕圣提到远星不是随口一说。闵裕圣是在告诉他：你以为你在和KDB谈判。但实际上你在和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谈判。

而那种恐慌情绪的最新一次放大器，就是那封公开信。

韩国的监管层在看着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市场在听着远星的声音。

你每多拖一天，首尔那边的怀疑就多一分。

但富尔德拒绝承认这个逻辑。

承认这个逻辑等于承认：他正在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华裔做空者逼到了墙角。

理查德·富尔德。在华尔街站了四十年。

把雷曼从一个二流经纪行变成第四大投行。

经历过1987年的股灾，经历过1998年的LTCM危机，经历过2001年的911。

他不会被逼到墙角。

不会被任何人。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

"让投行部门的人准备一份材料。雷曼的核心资产估值分析。最乐观的版本。用来给KDB的董事会做展示的那种。"

他放下电话，坐回椅子上。

桌上那杯凉透的咖啡还在那里。表面的褐色薄膜在空调的微风中轻轻颤动。

富尔德看着那杯咖啡。

8美元。

他们出8美元。

他的公司，他的一百五十八年，他的四十年心血——在一个曾经替他跑腿的韩国下属眼里，只值8美元一股。

这种屈辱，比任何一次股价暴跌都更让他痛苦。

但在痛苦的最深处，有一个他不会对任何人说出口的念头。

一个让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里，依然能勉强闭上眼睛的念头。

最坏最坏的情况，美联储和财政部会出手的。

他们救了贝尔斯登。他们不可能不救雷曼。

雷曼比贝尔斯登大。雷曼比贝尔斯登重要。雷曼的倒闭会引发的连锁反应，比贝尔斯登严重十倍。

保尔森是高盛出来的人，他太清楚让一家大型投行破产意味着什么。

伯南克研究了一辈子大萧条，他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在他的任期内发生。

他们会救的。

不管韩国人谈不谈成，不管路博迈卖不卖得掉，最后的最后，华盛顿会兜底。

富尔德把韩国人的方案翻了过去，扣在桌面上。

他不会接受八美元。永远不会。

他再等等。

也许下周，也许下个月，市场情绪会好转。也许韩国人会加价。也许中东的某个主权基金会突然出现。

他有时间。

至少他觉得他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