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考试结束，下午两点半，数学。

这一场，才是他真正等了三十七年的。

午休时他在树荫下没吃饭——只吃了母亲煮的两个鸡蛋，喝了半碗井水。前世这一天中午，他紧张得吐了，吐完脸色煞白地进考场，拿到卷子手抖了十分钟。这一世，他闭眼靠在白杨树上睡了二十分钟，铃响前五分钟醒来，去水池边洗了把脸。

卷子发下来。他先在卷首写了名字，然后从第一题做起。

稳，慢，准。每道大题，演算一遍，验算一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省，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多耗——其实没有不会的：三十七年过去，当年卡住他的那道解析几何，此刻在他眼里像一条走熟了的路，哪里有坑，哪里要拐弯，闭着眼都清楚。

他甚至有一瞬间觉得恍惚：原来知识这个东西，在时间里是不会钝的。钝的是人心。前世这个时候，压垮他的不是那道题，是家里的一百三十七块六、是复读班的学费、是“考不上就跟我回去种田“的后路。一个背着全家口粮上考场的人，负号不丢也会丢别的。

最后一道大题，他做完，验算，答案对上了。他放下笔，抬手看表：还剩二十一分钟。

他没有提前交卷。他用这二十一分钟，从头到尾查了第三遍。查到第二面中间，他的笔尖停住了——

第三道大题的第二问，他把草稿上的“?3“，抄成了“3“。

一个负号。原样、同一个位置、同一种抄法，三十七年前的那个负号，又回来了。

陶爱民盯着那个数字，几秒钟之内，手心出了一层薄汗。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板上方挂着的石英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走。他低下头，拿起笔，把那个数字改了过来，然后在旁边，把这一问从头到尾重新演算了一遍。

答案没变。负号扶正了。

五点整，铃声响了。

“全体考生停笔——“

监考老师收卷的时候，陶爱民坐在座位上，看着自己那张卷子从桌面上一页一页离开。他的右手放在课桌上，轻轻地、几乎察觉不到地抖。

不是因为难。是因为这道坎，他迈过来了。差的那七分，这一世，一分都不会丢了。

走出考场，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远处有雷声。校门口人挤人，李正律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把抓住他：“对答案。最后那道大题，你第二问得多少？“

“不对答案。“陶爱民说。

“怕什么？“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没答。

怕什么？不怕错。怕的是三十七年前那个从考场里走出来、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的自己。对答案这种事，是给心里没底的人准备的——他现在心里有了底，底就不需要别人给。

“要下雨了，“他说，“走，回家。“

两人刚出校门，雨点就砸下来了。他们跟一群人挤到供销社的屋檐下躲雨，人堆里有两个粮站的职工，穿着雨衣，靠着门柱抽烟闲聊。

“……下午县里开会说了，今年秋粮议购价要往上放一放。“瘦的那个说。

“放多少？“

“没说死。反正化肥先涨了，粮价不放，农民就真没账算了。“

瘦的那个吐了口烟，又补了一句：“尿素养猪的人家，今年怕是要多卖两圈猪。“

雨声很大，这句话说过去就过去了，没人接茬。屋檐下所有考生都在议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只有陶爱民站在人群最后面，把这句闲话里的三个词——议购价、化肥、猪——轻轻地记下了。

雨幕里，十八岁的陶爱民眯着眼看这条被浇透的主街。他心里过的已经不是分数了。

分数之后的事，是一件从三百斤稻谷开始的、更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