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斤粮食，不值一毛钱。可我爸说，秤上的事，差一钱都不行。“

教室里很静，窗外的雪光照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

陶爱民没接话。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见过的那些账——会议室里的、文件上的、报纸中缝里的。数字越做越大，毛病越做越小，小到最后，谁也看不见。多少亿的口子，就是从“差一钱不算事“这句活上，一点一点撕开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账本，翻开，推到桌子中间。

“你看看这个。“

周文远放下笔，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国债的进价出价，六趟中介的佣金，勤工俭学的八十八块，每一笔后面都注着日期和事由。翻完，他把账本推回去。

“记成这样，不像学生。“他说，“像粮站。“

“你爸那种粮站。“陶爱民说。

周文远笑了一下，低头接着抄他的例题。

抄了一会儿，他忽然又开口：“你天天算账。算什么？“

“算一笔买卖。“

“开春做的？“

陶爱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周文远也就没再问。这是周文远的好处——他的好奇心长在数字上，不长在别人身上。

大年三十，留校的学生拢共十几个，食堂加了两个菜，还包了饺子。

下午两个人提早去了食堂，帮大师傅包饺子。周文远包的饺子，褶子捏得一边十二个，齐齐整整立在案板上，像等着过秤。大师傅看了直乐：“小周，你这手该去点心店。“周文远说这算什么，他家过年包饺子，他奶奶要求一盖帘上不许有两个重样的。

白菜猪肉馅，皮厚，实在。大师傅给每人多舀了半勺醋，说大过年的，都吃好。

十几个人拼了两大桌。有个数学系的老博士生，三杯酒下肚，带头唱起了歌，跑调跑得厉害，一桌子人跟着笑。

周文远从铺盖底下摸出半瓶山芋干酒，家里带来的，本来是给他爹的。他爹让他带上，说到了大学敬老师。没敬出去，留着过年。

两个搪瓷缸，一人倒了小半缸。

酒很冲，一线火从嗓子烧到胃里。周文远呛了一下，脸涨红。

窗外有人放炮，稀稀拉拉。远处宿舍楼上，不知谁挂了只灯笼，风一吹，一晃一晃。

三杯酒下去，周文远的话多起来。说他妹妹数学比他好，可惜是丫头，家里咬着牙供，供到哪年算哪年；说他爸的手上全是茧，握秤杆的那道沟最深；说云州的冬天比临江冷得多，雪能下到膝盖。

说到后头，他忽然停下来，盯着陶爱民看。

“陶爱民。“

“嗯。“

“你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佩服的人。“周文远说，“但你也最让我看不透。“

“账给你看过了。“

“账不是人。“周文远摇头，“你上课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是三句。你天天记账，花钱比谁都省。你十八岁——“他顿了顿，端起缸子又抿了一口，“十八岁的人，不该像你这么沉。“

食堂的灯泡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远处又一阵炮仗，密起来，是接年了。

陶爱民没接话。

有几句话，他喉咙里滚了一下。说早了，是负担；说错了，是隔阂。他咽了回去。

他端起碗，喝了口饺子汤。

汤是热的，烫嘴。他小口小口地咽，一直把那口汤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