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不是洗脸，不是吃饭。他从褥子底下摸出三十六块钱，揣进口袋，出了宿舍楼。

学校后门有条小街，卖水果的、卖煎饼的、修自行车的挤在一起。街尾有一家五金杂货铺，门口挂着一排收音机。陶爱民走进去，指了指最里面那台。

红灯牌。棕色塑料壳，两个旋钮，一根天线。标价三十六块。

老板拿下来说：“要电池还是插电的？“

“插电的。宿舍用。“

“行。我送你一根天线接头，别弄丢了。“

他把收音机夹在腋下，走回宿舍。周文远正好回来，看见他抱着个纸盒子，好奇地问：“买的什么？“

“收音机。“

周文远凑过来看了一眼。“红灯牌？三十六块？“

“嗯。“

“你……“周文远欲言又止。他知道陶爱民手里有多少钱。三百九十万。花三十六块买台收音机，这个反差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有那么多钱了，为什么买这么便宜的？“他还是问了。

陶爱民把收音机放在桌上，插上电源，拧开旋钮。滋啦一声，电流声充满了宿舍。他慢慢调频，从一个台跳到另一个台，最后停在了人民广播电台。

播音员的声音沉稳、清晰，正在播报新闻。

“钱不是我要的东西。“陶爱民说。他没看周文远，眼睛盯着收音机上的刻度盘。“信息的时间差才是。“

“什么时间差？“

“政策从制定到传达，从传达到执行，从执行到见效。中间每一步都有时间差。“他把音量调低了一点，“谁先听到，谁就先动。先动的吃肉，后动的喝汤，最后动的洗碗。“

周文远愣住了。

“这个时间差，在政策里。“陶爱民说，“收音机听的不是新闻，是风向。“

他靠在椅背上，收音机里播音员正在念一条关于农业生产的消息。声音嗡嗡的，像远处的雷。

周文远站在那里，忽然觉得眼前的陶爱民有点陌生。不是那种“有钱了变了“的陌生。是另一种。像是站在一座楼前面，以为只有三层，忽然发现还有三十层。

“你以后不炒股了？“周文远问。

“不炒了。“

“那你要干什么？“

陶爱民没回答。他伸手调了一下频道，播音员的声音换成了另一个台，又在滋啦声中切回人民广播电台。

“先听。“他说。

从那天起，陶爱民每天晚上八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半小时，不早不晚。他坐在桌前，蓝皮本子翻开，听到什么重要的就记一笔。记日期，记原话，记关键词。

周文远起初觉得他多此一举。图书馆有报纸，为什么不看报纸？

“报纸是昨天的。“陶爱民说，“广播是今天的。差一天，差很多。“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收音机里播了一条新闻。

播音员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中央会议建议，将于近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一九九三年经济工作方针。会议将重点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以及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陶爱民把铅笔停在半空。

1993年经济工作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

他把这二十几个字逐字记在蓝皮本子上，在后面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画得很重，铅笔尖几乎把纸戳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