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隔了两天，又去了舅舅家。

上回不欢而散，老人这两天体谅出点滋味来了——外甥不是疯，是铁了心。可铁了心归铁了心，他总觉得还差一句没说透的话，像锅里的红薯，得再炖一会儿才出甜。煤炉上正炖着，甜香混着烟味，在院子里绕。院墙上的爬墙虎被日头晒得打卷，知了在槐树上扯着嗓子，一声叠一声，像在替他说不出嘴的话着急。舅舅搬了张竹床在榆树下，手里捻着烟丝，见他来，也没起身，只往旁边挪了挪，腾出半边床沿。

“坐。“老人说，“外头热。“

陶爱民坐下。竹床的篾条硌着大腿，烫。他想起小时候来舅舅家，也是这张床，也是这个季节，舅舅教他编蝈蝈笼，手指头被篾片划出血口子，舅舅用唾沫给他糊上，说“男娃，皮实点“。那双手，如今满是老茧和烟熏的黄，捻烟丝的劲头却一点没变。

“我这两天琢磨，“老人开口，烟丝捻好了，也不点，就攥在掌心，“你全散，我不拦了。可你留一千万，谁能说你什么？“

这一句，他等了两天，也掂了两天。

陶爱民一怔。他料到舅舅会问，只是没料到问得这么直白，这么像递过来一只手。“一千万“是虚数，老人不懂三百六十万的结构，只觉得“留一点“是天经地义——留一点，旁人说不出半个不字，自己夜里也睡得着。他明白老人的好意，比谁都明白。可这“一点“二字，恰恰是他最不敢碰的口子——口子一开，后头就不是自己收得住的了。

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一千万能买什么：镇上临街一栋带院子的房，爹妈搬进去，冬天不用再烧煤炉熏眼；红星厂那台老机床换了，爹的手不用再冻裂；再添点，晓晴她娘的药费也宽裕些。这些画面，亮了一下，又灭了。他见过太多人，就是被这一亮晃了眼，再抬头，已经站在回不了头的那头。

“没人能说我什么。“陶爱民说。

“那你不留？“

“不留。“

舅舅把烟按在桌沿，捺灭。“你给我句实话——你到底怕个啥？钱又咬不死人。“

陶爱民看着老人。他见过镇上不止一个，头回收下的是条烟，后来收的是整箱，再后来人还坐在酒桌上笑，秤早不知歪到哪去了。起头都小，结尾都大——这种事他看得太清，才不敢迈第一步。那一步怎么跨出去的，他比谁都明白，明白到不敢在自己身上赌。

“舅，“他慢慢说，“没人能说我什么。但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开始想它。“

“想啥？“

“想那笔留着没动的钱。“陶爱民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头一年，想得少；第三年，想得多；第五年，就想成了''本来就该是我的''。等我回过神，那笔钱已经不是钱了，是个比我还大的念头，天天在耳边说，再拿一点，再拿一点。舅，我不是怕钱，我是怕那个念头——它一长腿，人就追不上了。“

他见过那念头怎么爬。先是一闪，“就这一回“；后是“大家都这样“；最后是“该我的“。三步，快的一两年，慢的七八年，可从没有停在原地的。镇东头老周，起头不过替人写了张条子，收了条烟，十年后蹲了号子，临进去前还跟人说“我那是为公家“。那“为公家“三个字，就是第五步爬出来的——等他觉得自己“该的“，早没人拦得住了。老周那张脸，他这辈子忘不了，那是他照过的一面镜子。

舅舅听不懂。他这辈子穷惯了，没钱的时候想钱，有钱的时候数钱，从没想过“有钱了还要防着钱“。可他看外甥的眼神，知道那不是矫情，是隔着什么他够不着的东西，得出来的结论。就像灶膛边上那点火星，你不踩，它就顺着柴禾爬，等你看清了，整间屋子都着了。老人说不出那层意思，只觉得面前这个后生，忽然比他高了半头，不是岁数，是那种……稳。是清醒的怕——知道自己会往哪儿摔，所以提前把坑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