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小时候，农机站后头那片红薯地。爹带他刨红薯，土块里滚出一只，沾着泥，在渠水里涮两下就啃，甜生生的，比后来任何席面上的都香。爹说：“爱民，东西干净不干净，不看贵贱，看它来路正不正。“那会儿他小，不懂。后来在官场上，他见过太多“贵“的东西，来路歪得连自己都不敢想；也见过太多人，为了那点歪来的贵，把“正“字一笔笔划掉。等他摔下来，才明白爹那句话，说的是一口红薯，也是一辈子。

三十七年。他头一回，觉得干净。从第一次伸手收下那点东西起，他就再没觉得自己干净过——抽屉、保险柜、账户，一层层裹着说不清的东西，越裹越厚，厚到他把“自己“都裹丢了。等他坐到全省最高的位子上，底下递上来的，早已不是两万八万，是一层叠一层的“说不清“，他想摘，也摘不干净了。到头来，他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西装笔挺，可底下的影子，一团长长的、说不清的黑。这一世，他把那团长黑，掐在发芽前。此刻阳光晒着他的鞋面，影子短短的，清清的，像小时候农机站墙根下那个。

风卷着蝉鸣从头顶过去。他把手里的小木棍折断，丢进路边的垃圾筐。站起来时，膝盖有点僵，可脊背是直的。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这双手，前世签过批文、握过无数双热乎的手；今世，它刚在一份“不要了“的文书上，落了最后一个字。手还是这双手，可它这回签的，是自己。他攥了攥拳，又松开。前世这双手签过的“不可撤销“，摞起来能压弯一杆笔；今世这一份，轻得一阵风就能掀过。可正是这份轻，让他第一次敢直视自己的手——不躲，不藏。等回了红星厂，他就用这双干净的手，给爹炒两个红薯叶的菜，陪爹坐到天黑。爹要是问起外头的事，他就说，儿这趟，挣着个心里踏实。

账清了。那句“等分配定“的约定，他现在可以去接了。苏晓晴那头，分配方案快下来；他这头，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两清。他想起苏晓晴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如今人没丢，账也没丢，干干净净地，去接那句话。

可还有一处，他得回去。红星厂。爹还在擦那台机床，灶台还冷着。他这趟回来，不是去抢什么、显摆什么，是去告诉爹：儿把能绊脚的石头，先搬开了。后面的路，清清爽爽地走。他甚至想，回去跟爹好好吃顿饭，不提钱，不提官，就提那口红薯的甜。爹要是问“你这趟在外面，挣着没“，他就说“挣着了，挣着个干净“。爹听不懂“干净“里头那许多弯弯，可爹认得儿子眼神里的那点亮——那年刨红薯，他眼神也是这么亮的。

陶爱民把兜里那三百六十一块攥了攥，朝汽车站走去。夏天的日头还是很大，可他不怕晒了。

这一回，他兜里没多少东西，心里也没多少东西。轻得很，也稳得很，像刚下过一场透雨的田，根舒了，叶也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