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那时候就趴在藤椅下面，听他们聊天。老赵聊他儿子在广东打工的事，说儿子三个月没打电话了。老李就指着阿黄说，你儿子还不如一条狗。老赵也不生气，喝一口酒说，那可不是。然后两个人就笑，笑得梧桐树上的叶子哗哗响。

后来老李病了，那些废品就没人攒了。老赵还是每个月来一次，在门口喊一嗓子：“老李，废品收了不？”老李躺在床上，隔着门板应一句：“这月没有。”老赵就在门口站一会儿，说一句“那我下月再来”，然后推着三轮车走了。

再后来，老李连应声的力气都没有了。老赵来了，喊一嗓子，没人应。阿黄就用爪子挠门，挠得门板吱吱响。老赵在门口站了很久，没有再喊，只是把三轮车靠在梧桐树下，坐在车上抽了一根烟，然后走了。

从那以后，老赵再也没有来过。

今天是老赵走后第四十三天，阿黄是数的，它虽然不识字也不懂数字，但它有别的办法——每一次太阳升起，它就在藤椅腿上用牙齿轻轻磕一道印记。藤椅腿上已经整整齐齐地排了四十三道浅浅的牙印，像老李日历上的那些日子，只不过老李是往前翻，它是在往木头里刻。

收废品的汉子敲不开门，骂骂咧咧地走了。三轮车发动的时候排气管里喷出一股黑烟，呛得路边的流浪猫连打了三个喷嚏。阿黄闭上眼睛，那股黑烟的味道飘进门槛里，像一团灰色的棉花堵在它鼻子里。它忽然想起老李带回来的第一个冬天。那天老李把它从垃圾桶后面捡起来，用外套裹着抱在怀里，一路走一路跟它说话。它那时候太小了，听不懂人话，但能听出语气。老李的语气是暖的，像是冬天里刚出锅的热粥冒出来的那股白气。回到家，老李把它放在门槛上，自己先进屋生炉子。等炉子烧起来，老李回头一看，它还坐在门槛上没动——不是不想进，是不敢进。它是一只流浪狗，它的经验告诉它，门里面是人家的地盘，没有邀请不能随便进。老李蹲下来，用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托起它的脸，说了一句它这辈子第一次听懂的人话：“进来吧，这是你家。”

它进来了。它拥有了一个家。

家是什么？对阿黄来说，家不是墙壁和屋顶，不是门槛和窗户，家是气味。是烟草和铁锈的混合，是铝锅里热粥的米香，是藤椅上积攒了几十年的人体的温度和油脂，是老李打开收音机时旋钮的塑料被手指摩挲了几万次之后散发出的那种特有的、淡淡的味道。这些味道曾经弥漫在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缝隙，每一件衣服的褶皱里。但现在它们正在一天天地消散。先是灶台上的粥味没了，然后是衣柜里樟脑丸的味道盖过了烟草味，再然后是藤椅——老李每天坐的那张藤椅，扶手被磨得油亮的地方，现在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阿黄每天都会把鼻子凑到藤椅扶手上闻一闻。老李的味道还在，但越来越淡了，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捕捉到。它不知道这个过程在人类的词典里叫“遗忘”，它只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东西比赛——跟时间赛跑，跟灰尘赛跑，跟每天晒进来把老李味道晒淡的阳光赛跑。它能做的就是把老李的所有东西都归拢到藤椅下面。老李的棉拖鞋，左脚那只后跟磨偏了。老李的收音机，天线断了用铁丝缠的。老李的搪瓷茶缸，内壁有一圈洗不掉的茶垢。老李的烟斗，斗钵里还塞着最后一次没来得及点着的烟丝。

这些物件被阿黄一件一件叼到藤椅下面，摆得整整齐齐。烟斗和茶缸并排放在左手边，拖鞋和收音机放在右手边，中间留了一个空位——那是老李的脚平时搁的地方。它自己就蜷在那个空位上，把下巴搭在老李的拖鞋上。拖鞋上残存的那一点气味比藤椅扶手上的更浓——老李的脚型把鞋底压出了一个凹痕，脚汗渗进棉布里，十几年都没有完全干透。对一只狗来说，这个气味就是老李本人。是他在沙发上打盹时慢慢放缓的呼吸，是他蹲在门口削土豆时刀片刮过土豆皮的声音，是他把碗里的热粥分了三分之二倒进搪瓷碗时嘴角不经意泛起的弧度，是无数个黄昏里他摸着阿黄的脑袋用那种沙哑而温和的嗓音自言自语念叨“咱爷俩”时喉结上下滚动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