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四天，陈树声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这五个人身上。

每天天不亮他就到重庆站报到，和李国栋碰头，分配当天的任务。很多时候都是他亲自带人盯梢，晚上回到住处整理记录，分析每个人的行踪轨迹。

四天下来，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条都没有。

五个人，他盯了两个：周志恒和王世杰。李国栋盯了张明远和刘德胜，剩下一个文职人员赵志国交给了下面一个老队员。

先说周志恒，就是负责拟定高炮阵地的少校参谋。这个人的人生像是被上了发条，精确到几乎刻板。每天上班、回家两点一线，四天内从无异常。

要说反常只有一点，就是他注意到周志恒走路的时候从不回头，普通人走路，多少会有些随意的动作，看看街边的招牌、瞥一眼路过的行人。周志恒不，他的目光永远直视前方，步幅均匀，但考虑到他本身就是军人，就这一条也算不上嫌疑。

他的家里也派了孙大彪进去排查过，基本符合一个中层军官应该有的状况。

再说王世杰。这个人是个中校，三十七八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住得离单位不远，每天步行上下班。他的生活比周志恒丰富一些，但从表面上看，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级军官，同样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张明远和刘德胜的情况也差不多。张明远是通信少校，不到三十，未婚，住在单位的宿舍，活动范围有限。刘德胜是后勤上尉，三十五岁，重庆本地人，父母健在。官职低，所以和底层接触也更多一些，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最后是赵志国，文职人员，负责文书等工作，可以说接触的信息最多。但在重新调查的这四天内，也没发现他跟任何可疑的人接触过，他的住处也没有任何违禁品。

四天时间，五个人被全部重新调查，包括期间进行了两到三轮的秘密住所搜查。但结果是一样的，零异常，零破绽，零线索。

第四天傍晚，陈树声和李国栋在行动队的会议室里碰头。李国栋的脸色很不好看，眼眶发黑，嘴唇发干，显然这几天也没睡好。他把一叠记录扔在桌上，叹了口气。

“陈科长，又白忙活了四天。”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沮丧，“这五个人，生活轨迹比钟表还准。没有任何异常社交，没有任何可疑接触，甚至连跟单位同事多说几句话都没有。”

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说实话，干了这么多年行动队，什么样的案子我都见过。有些人表面上清白，跟踪几天总能露出马脚。但这五个人，没有。一个都没有。”

陈树声没有接话。

“陈科长，”李国栋试探着开口，“会不会我们的方向真的错了？也许泄密根本不是发生在重庆？重庆的一些机密都要汇报南京的，会不会……”

陈树声没有立刻回答。他也意识到不对劲，但还需要时间梳理。

“再看看，”他说，“明天继续盯。换人，换路线，看有没有变化。”

李国栋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晚上，陈树声留在了重庆站的办公室里。

他把这几天的记录摊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

周志恒。王世杰。张明远。刘德胜。赵志国。

五个人的名字，五个人的照片，五个人的行踪轨迹。

他拿起红笔，在每个人名字后面写下这几天调查总结出来的关键词。

他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

重庆站查了半个月，他来了之后又查了四天。加起来二十多天的时间，三十七个人的大规模排查，五个人重点跟踪。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不可谓不大。但如果泄密的人真的在这五个人中间，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找不到？

有一种可能，对方已经察觉到了调查，所以蛰伏了。这也正常，国民党军中不说到处透风，起码四处勾连，到处都是关系，这几个人表现这么规律，必定是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或者有人透过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