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死都没告诉我，他徒弟叫什么名字。我也没问。”
“为什么？”酸菜汤的声音变了。
“因为他不想说。他要是想告诉我，早就告诉我了。”
巴刀鱼看着她：“酸菜汤，黄片姜有没有告诉你，他女儿叫什么名字？”
酸菜汤愣在原地。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好半天。
“……没有。从来没有。”
“那你有没有问过？”
酸菜汤低下头。她盯着碗里自己的倒影，汤面轻轻晃着，倒影也跟着晃，看不清表情。
“没问过。”她的声音很轻，“我怕问了之后，就坐实了。”
坐实什么？她没有说。巴刀鱼也没有追问。
厨房里只有汤锅咕嘟的余音。
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不问，是因为不敢；有时候不答，是因为不忍。问的人和答的人，心里都揣着一本账，谁都不敢翻开看。
“喝汤。”巴刀鱼说。
酸菜汤没动。
巴刀鱼也没催她，自己端着碗，慢慢喝。他喝汤的样子很认真，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对他来说，喝汤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师父说过，一个人怎么喝汤，就怎么做人。
急不得，慢不得，烫嘴了要放下，凉了要热一热。这世上没有一口汤能喝一辈子，但只要灶上还热着一锅汤，日子就总有过下去的办法。
“巴刀鱼。”酸菜汤突然开口。
“嗯。”
“你说曾老头，走的时候后悔吗？”
巴刀鱼放下碗，想了想。
“我不知道他后不后悔，但他那本菜谱，扉页上还写了一句话，我当时没注意，后来才看到。”
他走到后厨角落，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一个木箱子。那箱子不大，表面的漆都磨掉了，露出里面暗沉的木头。巴刀鱼打开箱子，拿出一本泛黄的线装书。
他把书翻到扉页，递给酸菜汤。
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字。
第一行：“徒儿，对不起。”
第二行，墨迹淡了很多，像是不敢用力写上去的——“你做的红烧肉，是师父这辈子吃过最好的。”
酸菜汤盯着那行字。
霓虹灯闪了一下，又一下。
她突然笑了。这次是真的在笑，眼眶里含着泪，嘴角却弯起来。
“这老头，都到最后了，夸人都夸得这么别扭。”
“是啊。”巴刀鱼也笑了，把那本书合上，塞回箱子里，“跟他一个德性。”
酸菜汤愣了一下：“你说谁？”
巴刀鱼没回答，只是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酸菜汤突然就懂了。
她说不出话来，就那么坐在那儿，眼泪下来了。
认识酸菜汤三年，巴刀鱼头一次见她哭。没有声音，眼泪就那么顺着脸颊往下淌，滴进汤碗里，在乳白的汤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小圆晕。
霓虹灯还在闪。那破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
巴刀鱼重新端出两碗免费汤，摆在店门口的台子上。木牌旁边的字被他擦掉了，重新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跟他师父的字一样难看——“免费汤，管够。”
他把那盏坏了半个的霓虹灯关了。啪嗒一声，整条巷子暗了一截，但屋里衬着的暖黄色灯光反而亮堂起来。
那光透过玻璃门，照在门口的木牌上，照在那行歪歪扭扭的字上，照在酸菜汤握紧又松开的手上。
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落叶，沙沙响。
黄片姜走的那天，他没告诉任何人。但巴刀鱼知道他几点走——凌晨四点半，第一班城际列车。他从协会的人事档案里看到的，然后假装没记住，转头对酸菜汤说忘了。
凌晨四点，候车大厅里只有几个人。清洁工推着地擦机嗡嗡地来回走，顶上的日光灯白惨惨地亮着，照得地面反光。
黄片姜站在月台上，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轻轻的响声。
他穿了一件灰色的风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但那头姜黄色的头发还是太显眼，在灰蒙蒙的站台上像一盏孤零零的灯，亮得不合时宜。
他听见脚步声。
回头。
巴刀鱼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一个保温饭盒。饭盒是最普通的那种，不锈钢外壳，边角磕得坑坑洼洼的。他来得急，围裙都没脱，上面还沾着面粉。
黄片姜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也没意外。那眼神像是在说：我就知道你小子会来。
“酸菜汤的红烧肉。”巴刀鱼递过饭盒，“她让我带来的。”
这是假话。
这盘红烧肉是巴刀鱼自己做的。从昨晚十二点一直做到凌晨三点，做坏了五盘，这盘是第六盘。他按照酸菜汤教他的方法做的——先炒糖色，再用小火焖两个小时，最后收汁的时候淋一勺醋。
但他做出来的味道，跟酸菜汤做的差了十万八千里。酸菜汤做的红烧肉，带着一股子野劲，辣得人舌头打颤，却又忍不住一块接一块地吃。巴刀鱼做出来的，温温吞吞的，甜味压过了辣味，肉的嚼劲也差了一截。
但他实在做不到更好了。
黄片姜接过饭盒，打开。红烧肉已经凉了，腻腻的一块块粘在一起。他用手拈起一块，也不管油不油腻，扔进嘴里嚼了。
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他没哭出声，就那么无声地流着泪，腮帮子还在不停地嚼，一边嚼一边流泪，一边流泪一边嚼。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站在凌晨四点半的月台上，满脸是泪地吃着一块凉透了的红烧肉。那画面说不上好看，甚至有点狼狈。候车室里有人往这边看，又很快移开了视线。
“她做的？”黄片姜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