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世袭割据、骄兵逐帅、无视中央已成常态，各镇牙将动辄兵变弑主、自立留后，再逼迫朝廷追认官职、授予节钺，大唐中央权威屡遭践踏，藩镇尾大不掉的痼疾愈演愈烈。唐武宗登基后，依托李德裕的精准谋划，一改文宗朝对藩镇的姑息纵容之态，以强硬且审慎的策略重塑中央权威，逐步扭转藩镇割据乱象，卢龙军乱的平定便是会昌年间藩镇治理的经典范本。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河北卢龙镇爆发大规模军乱。卢龙牙将陈行泰依仗兵权，悍然发动兵变，弑杀朝廷正式任命的卢龙节度使史元忠，随后自立为节度留后，掌控卢龙军政大权。兵变之后，陈行泰即刻遣使入京，上表求封，恳请朝廷授予正式节钺，企图以既定事实逼迫中央妥协，合法化自己僭越夺权的行为。

彼时朝野上下，多数官员沿袭旧例，主张顺势安抚、下诏认可，以免激化藩镇矛盾、再起战乱。唯独宰相李德裕洞察河朔骄兵乱象的本质：河朔藩镇将帅多由士卒拥立，根基浅薄、人心浮动，兵变自立者皆无长久威望，若朝廷依旧快速授官，只会纵容逐帅自立的恶习，让藩镇愈发藐视皇权。

因此李德裕向武宗献策，提出拖延观望、不予遽授、静待其变的核心策略。他直言，卢龙骄兵向来唯利是图、反复无常，陈行泰以叛乱上位，军中并无真心归附之人，根基极不稳固；朝廷只需搁置奏请、不遣使宣慰、不授节钺，坐视卢龙内部自生裂隙，无需出兵便可静待局势反转。

唐武宗李炎深以为然，果断采纳其策，沉住气拒绝仓促册封，始终保持中立观望姿态。事态发展果如李德裕所料，陈行泰篡位自立名不正言不顺，治军无方、不得军心，短短月余便被麾下士卒诛杀。卢龙军众再度拥立新帅，推举牙将张绛为节度留后，张绛随即复刻旧例，再度遣使入京求取节钺。

面对新一轮的藩镇请封，武宗与李德裕依旧坚守底线，继续拖延搁置，绝不妥协姑息。此时，驻守卢龙境内、素来恭顺朝廷的雄武军使张仲武，见镇内乱象丛生、张绛暴虐失心，且自己素来忠于中央、有志平定乱局，遂主动派遣长史吴仲舒奔赴长安，陈情幽州乱象、张绛残暴失众的实情，自请出兵讨伐乱军、收复卢龙。

李德裕亲自召见吴仲舒问询军情，详细核实雄武军兵力、民心向背与取胜把握。得知张仲武出身本地将门、通晓军政、忠心向唐，且卢龙军民早已厌乱盼治，遂坚定了扶持忠顺将领、平定藩镇乱象的决心。武宗最终敲定方略，摒弃藩镇自立将领，正式授权张仲武率军平乱。

张仲武奉旨出兵，凭借民心所向与严明军纪，迅速击破卢龙乱军，诛杀张绛，一举平定持续数月的卢龙兵变。战后，武宗正式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执掌卢龙后，始终恪守臣节、听命中央，彻底终结了卢龙镇长期以来骄兵逐帅、割据自立的乱象，让失控多年的河北重镇重新归附朝廷管辖，极大震慑了河朔其余藩镇，重塑了中央对河北地区的管控力。

解决北方藩镇内乱后，武宗君臣继而直面晚唐最顽固的藩镇割据隐患——昭义镇割据叛乱。会昌三年（843年）四月，长期掌控昭义镇的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刘从谏在世时，坐拥泽、潞五州之地，私蓄甲兵、截留赋税、无视朝命，早已形同割据诸侯。其病逝之后，侄子刘稹承袭兵权，效仿河朔藩镇旧例，隐匿叔父死讯，擅自承袭节度使之位，割据泽潞全境，拒不服从朝廷政令，企图将昭义镇变为世袭割据的私地，公然与中央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