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总领百官、总揽中枢，是一朝朝政的核心，李忱深知宰辅得人，则天下大治；宰辅失人，则朝政必乱，因此对宰相人选极度审慎，绝不假手于人，所有中枢宰辅，皆由帝王亲自甄选、亲自裁定，杜绝权臣荐举、派系推举、宦官干预，从根源避免结党营私。

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于错失名相白居易的千古憾事。宣宗即位之初，整顿朝堂、广求贤才，纵观当世文臣，首先想到的便是名满天下、德才兼备的白居易，欲征召其入朝拜相、辅佐新政。可当诏书拟就、准备颁行天下之时，才得知白居易已然病逝八个月。贤臣已逝、再无复用之机，李忱惋惜悲痛不已，感念其一世才名、清正风骨、济世之心，亲笔写下千古名篇《吊白居易》，字字含悲、深表追思怀念，足见其重贤惜才之诚。

宣宗选相，始终以杜绝朋*党、中立公正、忠心实干为第一准则，哪怕既定人选，一旦察觉隐患，也会当即替换、绝不姑息。曾有一次，李忱已然敲定萧邺为新任宰相，命枢密使前去问询，是否保留其原有史馆官职。问询过程中，李忱敏锐察觉，萧邺长期任职文职、交际圈层固化，极易与朝臣缔结私党、形成派系势力。为防微杜渐、杜绝朝堂新生朋*党，他当即改变旨意、断然换人，即刻罢黜萧邺拜相之命，改任行事中正、无党无派的崔慎由为相，其防患于未然、制衡朝局的政治敏感度，可见一斑。

从谏如流、乐于纳谏，是唐宣宗区别于晚唐所有昏庸、懦弱帝王最鲜明的特质，其纳谏胸襟与气度，仅次于千古明君唐太宗，成为大中之治得以成型的核心根基。

晚唐帝王多刚愎自用、厌闻直谏，视谏官直言为聒噪，动辄贬谪诛杀直臣，致使朝堂噤若寒蝉、无人敢言弊政。而李忱主动破除陋习，广开言路、虚心受教。他曾效仿唐玄宗，意欲前往华清宫游幸休憩、放松身心，此事本为帝王寻常游乐，却遭到朝中谏官集体上疏力谏，言辞激烈、直言劝谏其不可耽于游乐、荒废朝政。面对群臣直言犯上、不留情面的谏言，李忱毫无帝王骄矜之气，欣然接纳，当即取消游幸行程，专心理政、克制私欲。

终大中一朝，无论是专职谏官的针砭时弊、直言得失，还是门下省官员对圣旨政令的封驳驳回，但凡言之有理、利国利民，李忱几乎全部虚心听从、择善而从。他对臣下奏议极度尊重、心存敬畏，每收到文武百官的奏疏章表，必先洗手焚香、静心肃穆，而后再仔细阅览、深思研判，绝不草率批阅、敷衍处置，足见其敬臣、敬事、敬民之心。

贞观盛世，唐太宗得魏徵直言敢谏，成就千古君臣佳话；大中盛世，李忱复刻贞观盛景，得魏徵五世孙魏谟为股肱之臣。魏谟早年，唐文宗研读《贞观政要》，追慕魏徵忠直风骨，特意寻访魏氏后裔、择优入仕。魏谟承袭先祖风骨，性情刚正、耿直无私、敢于极谏，复刻了魏徵直言不讳、不畏皇权的名臣气度。

当时朝堂众宰相，皆深谙帝王心思，进谏之时多委婉含蓄、避重就轻、曲意迎合，唯恐触怒龙颜、招致祸患。唯独魏谟遇事直言、开门见山、直指弊政，无所避讳、无所曲从，对错利弊尽数直言。李忱对其极为器重、由衷赏识，常常感慨群臣：“魏谟风骨酷似其先祖魏徵，忠直可嘉，朕素来极为看重他！”最终破格重用，拜其为宰相，令其执掌中枢、匡正朝政。

除魏谟外，但凡直言进谏、洞悉时弊的贤臣，皆能得到宣宗破格提拔。兵部侍郎蒋伸曾入朝进言，一针见血指出晚唐吏治隐患：当下朝廷授官过宽、仕途门槛渐低，众多官员并无实才、心存侥幸，仅凭钻营依附得官，庸官冗官充斥朝堂，长此以往，吏治败坏、民心离散，必将招致天下动乱。

这番言论直击朝政核心积弊，切中要害、极具远见。李忱听罢深以为然、倍加赞叹，深知蒋伸心怀社稷、眼光独到、有宰辅之才。他特意再三挽留蒋伸单独对谈，恳切言道：“他日朝堂人多事杂，朕便再无机会与卿单独纵论天下政事。”不久之后，便破格擢升蒋伸，拜其为宰相，委以中枢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