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一点一点往头顶移动。窗外的光线从斜照变成直射，又从直射慢慢偏西。客厅里的影子也跟着移动，从这面墙挪到那面墙，从椅子脚下挪到桌子腿边。
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她想起上次给父亲看稿子的时候，他也是看了很久。但那次是一个下午，这次怎么好像更长？
会不会是这次写得不好？
会不会是他看到一半不想看了？
会不会——
书房的门开了。
班纳特先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叠稿子。
他的眼睛亮亮的，是一种玛丽见过的光——上次他看完《阁楼上的指印》时，也是这种光。但那次的亮是惊喜，这次的亮好像更深一点，更沉一点。
他走过来，走到她面前，站定。
玛丽站起来。
“父亲？”
“这个案子，”他说，“比上一个更好。”
玛丽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那个冰窖的温度，那个时间的推理，那个凶手最后露出的破绽——严丝合缝。”他看着她，眼睛里带着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玛丽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她怎么想到的？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想法就那样来了，像溪水一样流出来，她只是把它们记下来而已。
班纳特先生没有追问。他在她旁边坐下来，把那叠稿子放在膝盖上，翻了几页，又合上。
“我问你，”他说，“有没有想过出版？”
玛丽愣住了。
出版？
她想过。她当然想过。在那些睡不着觉的夜里，在那些盯着帐子发呆的时刻，她想过很多次。
她想过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想过有人读到弗朗西丝·沃斯通的故事。想过那些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的人，捧着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不知不觉地被一个“女人才会想到”的推理牵着走。
那是很远很远的事。是等她长大以后，等她把故事写得更好以后，等她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个世界以后的事。
不是现在。
她才九岁。
可是父亲在问。
“我想过。”她说。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
“那笔名呢？”他问，“你想好用什麼名字了吗？”
玛丽深吸一口气。
她想过。她想了很多个。她把那些名字写在纸上，一个一个地念，一个一个地划掉。有的太普通，有的太花哨，有的像女人，有的太像男人——她要的是一个让人猜不出男女的名字。
最后选的那个，她想了很久很久。
“想好了。”她说，“叫托马逊。”
班纳特先生的表情顿住了。
“什么？”
“托马逊。”玛丽重复了一遍，“T-O-m-a-S-O-n。托马逊。”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表情有点古怪。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他问。
玛丽点点头。
“知道。”她说，“您叫托马斯。”
班纳特先生的眉毛挑了起来。
“那你——”
“我知道。”玛丽打断他，嘴角弯了一下，“我选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您叫托马斯。”
班纳特先生愣住了。
玛丽继续说下去，声音轻轻的，但很稳：
“现在的社会，女人写书很难被认真对待。沃斯通克拉夫特用真名出版，被人骂成‘穿着衬裙的鬣狗’。她死了之后，那些人还在骂她，用她的私生活来否定她的思想。那些男作者呢？他们用不着担心这个——他们生下来就被人认真对待。”
班纳特先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所以我需要一个男性的笔名。”玛丽说，“托马逊——听起来就像某个男人的姓氏，像某个不出名的作家，像任何一个可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人。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九岁女孩写的，更不会想到是一个女人写的。”
她顿了顿。
“但如果有一天，”她说，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风，“很久以后，等我已经不在了，或者等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那时候有人发现，托马逊其实是托马斯·班纳特的女儿。他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