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俩之间，落在那叠稿子上，落在《冰窖里的体温》那几个字上。那些字是玛丽亲手写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花了她整整三天。
然后他笑了。
不是刚才那种亮亮的笑。是一种更深的、更慢的、从眼睛里慢慢溢出来的笑。那种笑不像平时父亲的笑——平时他笑的时候，总带着一点嘲讽，一点疏离，好像站在远处看这个荒唐的世界。但这个笑不一样。
这个笑没有距离。
“有趣。”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你觉得这件事会很有趣？”
玛丽点点头。
“会。”她说，“一个叫托马斯的父亲，一个叫托马逊的女儿。他用他的名字给她当盾牌，她用他的名字写她想写的故事。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人们会发现——那个写出这些故事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藏着。她把他的名字放在封面上，让所有人都看见。只是没人看懂。”
班纳特先生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有鸟叫。远处的田野里，有人在赶着牛慢慢走。
然后他伸出手，把手按在玛丽的肩膀上。
那只手很轻，很稳，带着一点点温度。
“你说得对。”他说，“这件事，确实很有趣。”
玛丽看着他。
“你不介意？”
“介意什么？”
“介意我用您的名字？”
班纳特先生想了想。
“有一点。”他说。
玛丽的心往下沉了一点。
“但不是你想的那种介意。”他继续说，嘴角带着一点笑意，“我介意的是——以后别人提起托马逊，都会说‘那个大作家’。提起我，只会说‘哦，他女儿就是托马逊’。我这辈子最后的归宿，可能就是‘托马逊的父亲’。”
玛丽愣在那里，然后忍不住笑了。
那是一种她从没在自己身上听过的笑——不是礼貌的，不是应付的，是从心里冒出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
“那您得习惯。”她说。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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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吃午饭的时候，班纳特太太发现这父女俩有点不对劲。
他们坐在桌子两端，偶尔对视一眼，然后同时低下头，嘴角弯着，像是在憋笑。
“你们俩怎么了？”班纳特太太狐疑地看着他们。
“没什么。”班纳特先生说。
“没什么。”玛丽说。
班纳特太太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皱起眉头。
“神神秘秘的，”她嘟囔着，“你们父女俩背着我搞什么名堂？”
简看了玛丽一眼，眼睛里带着一点笑意。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什么也没说。基蒂和莉迪亚还在抢盘子里的最后一块松饼，根本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
玛丽低下头，继续吃。
她的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叠稿子——父亲看完之后还给她了。稿子有点皱，是他翻看时留下的折痕，还有几页的边缘被他折了一个小角，大概是看到特别精彩的地方做的记号。
托马逊。
托马斯·班纳特的女儿。
她自己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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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想着白天的事。
父亲说“我介意的是以后别人提起我，只会说‘托马逊的父亲’”。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有光。
那不是真的介意。
那是骄傲。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嘴角弯着。
窗外的夜莺在叫。
她闭上眼睛。
托马逊的第一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印出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读。不知道那些人读了之后，会不会猜到写这些故事的人是谁。
但她已经等不及想看了。
不是想看印出来的书。
是想看父亲拿到那本书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那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两个小小的字：托马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