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副站长开车回到了台北市区。
他的公寓在南昌街的一栋三层的小楼里。一楼是房东的裁缝铺，二楼和三楼租给保密局的几个单身中级军官。他住在三楼尽头的那一套，两房一厅，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
推开门，走进屋里。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但他没有开灯。
他脱下风衣，随手搭在衣架上。动作很慢。风衣上还带着马场町那边飘过来的硝烟和血腥的气息。他把风衣反过来，把有味道的那一面朝里。
然后他走进了里间的书房。
书房不大，靠墙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一些书，《曾文正公家书》《三民主义》《战国策》《三国演义》。都是国民党军官家里常见的东西。
他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
没有开灯。没有动。
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先是深灰，然后是青蓝，然后是近乎黑色。街道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透过窗户的磨砂玻璃，在书房的地板上投下一块淡淡的方形光斑。
他还是坐在那里。
时间过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
书房里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滴答作响。
过了很久，他的右手慢慢抬起来，伸到脸上。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湿的。
原来一直在流泪。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他能看到自己的手指上沾着的那一层水光。他怔怔地看着那只手。
然后他做了一个深呼吸。
他伸手拉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橘黄色的灯光落在桌面上，照出了桌角摆着的一个小台钟。他看了一眼表。
晚上七点四十五分。
他从后腰掏出一把勃朗宁小手枪，放在了桌上。
然后他伸手打开了桌上的一台小型台式收音机。
收音机是德国"德律风根"牌的，战前从上海带来的，在国民党军官里算是不错的东西。他扭动着频率旋钮，指针在刻度盘上缓缓滑动，掠过了台北市的广播电台、美军的军用频道、日本NHK的转播信号，最后停在了一个偏僻的短波频段上。
频道里先是一片沙沙的白噪音。
他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张白色的信纸，摊在桌面上。又从笔筒里抽出一支派克钢笔，拧开笔帽。握着笔，他的眼睛盯着收音机，耳朵在等待。
八点整。
沙沙的白噪音忽然变了。
一个女声从喇叭里传了出来。年轻，清亮，语速平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鼻音。
"七、三、八、二。"
"四、九、一、六。"
"二、一、五、七。"
"八、六、三、四。"
每四个数字一组。女声的念诵没有任何情感，像是在念一份清单。
余副站长的笔在信纸上飞快地记录。他写字的速度比普通人快得多，保密局里几乎所有的情报员都受过速记训练。每一组数字落下之后，他会立刻把钢笔的笔尖抬起来，等待下一组。
女声念了十六组数字。然后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