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对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和**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6月，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促使推翻自己原来的设想，打起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算盘。
打算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前过渡。
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的这一系列论述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充实其内容，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显然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了包括**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到这个讲话后，在国庆节前召开的公安部党组会议和省市公安局长会议上传达了的上述讲话。11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谈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因此，罗瑞卿于11月13日向写信，就此事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
看到信后，于同一天写信给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等人：各同志：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