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和杜润生快速地写着。
又交待第三项任务：“‘一五’计划时期，即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老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6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邓子恢心中暗想：“这么急怎么行！”他来京前，中南局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了当前农村形势与任务。常委们一致认为：农民刚刚从土改中得到一点实惠，就马上让他们合作化，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归大堆，农民难以接受。但是，他没有说出这些情况，只是说：“中南地区的互助合作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国的老区比如东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学习的时间。”
说：“要边干边学，干中学嘛！”
临别前，又一次问起：“农村的情况到底如何？”
杜润生回答：“土改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点。必须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邓子恢试探地说：“河南提出了允许‘四个自由’的口号――”
警觉地问：“唔？哪四个？”
邓子恢说：“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河南发了告示，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一个时期的个体经济，看来农民很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的作用还较好。”
冷着脸，没有表态。
杜润生赶快转换了话题，说：“对于新区，应该是生产压倒一切。但现在的‘五多’实在是让农民头疼，影响农业生产。”
说：“那好呀！你们农村工作部组建后，首先从解决‘五多’问题入手。”
最后，邓、杜二人向建议：“当前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因该从小农经济的实际出发，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的首肯。
向报到回来，邓子恢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万寿路组建起农村工作部。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万寿路机关大院居住。他首先向部下传达了的指示，建立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1953年2月15日，**中央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于3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决议特别指出：不顾农民自愿和当前经济条件，过早地企图否定和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企图兴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这种“左”的倾向，必然表现为超越实际可能的冒险主义。
《决议》发表前，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是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三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
这个《决议》，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