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是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农业庄园”，书记和社长就是庄主，其他大大小小的社队干部就是“管家”、“工头”，而广大社员就是“庄客”、“农工”。如果庄主是个贪婪**、横行霸道的“新恶霸”，那么，这个高级社就变成一座“封建庄园”，庄主就会骑在社员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成了“红色黄世仁、穆仁智”，而社员们则成了“现代杨白劳和喜儿”。
1956年7月，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阔别七年的故乡――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他发现，故乡就被“新恶霸”统治着，不少农民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1947年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兴）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wwW.mhtxs.info 无弹窗广告）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新恶霸”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变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面对这样的来自底层农民的呼声，戴煌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看出，1956年的中国农民对**、**还保持着基本的信任，还将希望寄托于**的领导，他们担心的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但另一方面，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尽管由于中国农民固有的对压迫的忍受性，一时还不会爆发，但其所孕育的危机却使这位忠诚的**员忧心如焚。特别是他听说有些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中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就更是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