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火急火燎将情况反映给区委书记和区长，不料他们竟然说：某人自杀，是因为和他老婆吵嘴，某人则是为老鼠咬坏了他的新棉袍而自杀，均与当干部的无关。但这话说了没有多久，就又有一个农民自杀了！戴煌只得向县委与地委反映，县、地派来了工作组，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乡、区两级做出了开除镇上那个“新恶霸”党籍的决定，县里却迟迟不批，一封诬告戴煌“和地富分子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匿名信（后来才得知匿名信是区长指示，由那位“新恶霸”自己起草的）寄到了新华社，社领导也深信不疑，反过来调查戴煌，地委工作组甚至要追查其活动，“新恶霸”立即对揭发他的党员与积极分子打击报复，支持群众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被调离……。
家乡的群众纷纷写信给戴煌，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长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乡亲的质问，戴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决定直接向**和党中央上书，反映前述情况，并犯死直言。他在信里写道：“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
“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这封信却成了戴煌作为“十恶不赦”的“右派”的铁证：在一篇《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的电讯里，宣称“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而他大声疾呼“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则被认为是“对党的攻击”。不久，江苏《新华日报》又发了一篇《“戴青天”还乡记》，把沟墩镇上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而把戴煌描绘成“和地富分子勾结在一起，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敌人”。
戴煌在1957年10月所写的《自我检查》里交代，他认为构成“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有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是无恶不作”。